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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应对猪肉价格上涨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2007年6月18日 财建[2007]2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猪肉价格上涨较快、涨幅较大。根据国务院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电[2007]9号）要求，为稳定猪肉市场，妥善解决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立母猪保险和补贴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饲养者利益，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一）建立母猪重大病害、灾害等保险制度。为增强饲养者抵御重大病害、灾害等风险能力，同时为母猪饲养补贴提供依据，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对有繁殖能力的母猪建立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商业保险制度。考虑到地区间财力差异，原则上，对中西部地区保费，中央财政补助50%，地方负担30%，饲养者负担20%；东部地区保费由地方财政和饲养户共同承担。组织实施的保险公司通过招标选定，保费补贴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到保险公司。
　　（二）建立母猪饲养补贴制度。国家财政依据参保母猪数量，对有繁殖能力母猪的饲养者给予直接补贴，以增强饲养者抵御成本上涨风险的能力，稳定生猪产业的龙头。补贴标准原则按每头每年50元核定。考虑到地区间财力差异，对中西部地区补贴，中央财政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东部地区全部由地方财政自行负担。借鉴粮食直补经验，中央财政母猪饲养补贴资金统一拨付地方，地方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补贴方案，并尽快将母猪饲养补贴通过基层财政部门直接支付到饲养有繁殖能力的母猪的养殖户。已建立“一卡通”的，尽量通过“一卡通”直接将母猪饲养补贴发放给农民。
　　（三）加大投入力度，切实支持做好猪蓝耳病防控工作。今年，我国部分省份发生了猪蓝耳病疫情，为防止疫情大面积暴发流行，国家决定进一步加大对猪蓝耳病的防控力度，并对散养猪实行强制免疫的疫苗经费给予补助，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补助20%、50%、80%。目前中央财政已下拨免疫疫苗补助经费285亿元，地方财政部门要根据负担比例，及时安排和拨付免疫疫苗资金，并加强资金监管工作，保证猪蓝耳病防控工作的需要。
　　二、抓紧落实对低保人员和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大中专学生的补贴资金，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一）抓紧落实对低保人员的补助。中央财政及时将2007年对低保人员的补助资金拨付地方，由地方统筹安排，缓解因猪肉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对低保人员生活的影响。
　　（二）中央财政对家庭经济困难大中专在校生给予补助。国务院已决定于今年秋季实施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的资助政策，消化猪肉价格上涨带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压力。为缓解新政策出台前猪肉价格上涨影响，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适当补助。
　　三、强化政府调控手段，尽量熨平生猪价格周期波动
　　（一）完善生猪及猪肉等副食品预警监测体系。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资源优势，加强对生猪、猪肉等副食品的生产、供应、消费、价格等市场情况的监测与预警，引导社会有序生产，并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二）建立健全猪肉等副食品储备制度，发挥储备调控市场的作用。生猪生产周期性强，特别是随着规模化养猪比重逐步提高，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国家有必要强化调控手段，从容应对突发事件和市场波动，保障猪肉及其制品稳定供应。在供给相对稳定后，尚未建立猪肉等副食品储备的地方，要视情况尽快建立起地方储备制度；已经建立地方储备制度的，要根据调控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适当增加储备规模，科学安排储备品种，合理调整储备结构和布局，逐步形成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合力调控的格局。
　　四、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目前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上述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办法，近期将下发各地执行。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和配合，密切跟踪猪肉等副食品市场动态，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做好前期准备和配套落实工作。同时，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和调控需要，研究出台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确保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和猪肉等副食品市场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应将贯彻落实的具体情况及时报告财政部。

法官是这样能动判案的
倪学伟 马晓岚

[案情]
原告：裴琼宇，男，29岁，农民。
原告：邓志远。男，43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男，54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合伙经营养殖一幅面积约30亩的大蚝，双方签订了养殖大蚝合同，一直分工协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1999年1月3日，林焕志经梁永基同意，将共同养殖的大蚝以16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裴琼宇与邓志远，由裴邓二人自行采摘场内大蚝。但买卖大蚝一事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书面或口头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采摘大蚝的期限等。同日，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签订终止合伙合同书，约定该蚝场的大蚝出卖后剩余的蚝归梁永基作辛苦费（合伙分成）。当时，买方之一也即后来原告之一的邓志远在场见证并在该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二人购得大蚝后，马上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了为期3天的采摘，并将所采大蚝全部销往广东。
一年后的2000年5月，梁永基将该养殖场内的大蚝以13000元的价格卖出，购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其后，裴琼宇、邓志远以梁永基非法出卖其已购而未采摘完的大蚝、侵犯其财产权为由，将梁永基告到北海海事法院。原告二人诉称，其以16000元买蚝后，双方未约定采蚝期限及蚝的规格，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该养殖场内的所有蚝进行采摘，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2000元。
被告梁永基辨称，蚝场内的大蚝是在与林焕志终止合同时林焕志明确留下给他的，当时还有原告邓志远在场作证，其对蚝场内剩余大蚝享有所有权，将大蚝卖与他人是他的权利，并不侵犯原告的财产权。

[审理]
北海海事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海洋水产品经营养殖侵权赔偿纠纷。原被告之间仅有大蚝买卖的口头合同，并且只约定了购买标的为上述蚝场内的大蚝及价款16000元，其余内容均未作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购买大蚝未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则按照通常标准，其购买的应是蚝场内可以直接上市出售的成品蚝，而对不能上市出售的小蚝则不属其购买对象或购买范围。口头合同虽未对采蚝期限明确约定，但原告已于合同签订后立即采摘大蚝，林焕志及被告也未予以阻止，可见，采蚝期限已为双方确认为合同签订后及时采蚝。原告采蚝三天后自动停止，但未向出售方表明是否继续采蚝，这应视为已完成采蚝工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有部分成品蚝未采，也应推定其主动放弃对该成品蚝的权利。林焕志与被告梁永基签订终止合伙合同时，明确约定，大蚝卖出后，养殖场内剩余大蚝归梁永基也即被告所有，作为原告的邓志远当时还在场作了见证。原告关于自己有权随时采摘大蚝的主张，实际上是变相地将购买大蚝变成了购买蚝场养殖经营权，而16000元显然是不可能购买到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因而原告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有违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也举不出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北海海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1.关于本案对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合同法领域，公平原则被称为合同正义原则。其要求之一是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值性，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就公平，不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即非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语义角度讲，诚实信用即不欺不诈，恪守信用。这一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对此基本上都作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也作了类似规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并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准则，有“帝王条款”之称。
原告究竟购买的是大蚝还是蚝场内所有的蚝或蚝场养殖经营权，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认为被告将与他人合伙经营的一幅大蚝以16000元转让给原告经营养殖，故原告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蚝场内所有的蚝进行采摘。被告则认为原告仅购买了等值的大蚝，对该蚝场他依然拥有养殖经营权，即享有对蚝场内剩余蚝的处分权。鉴于双方没有书面或口头合同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故只能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推论。法院判决的逻辑思路是：林焕志与原告买卖合同成交价仅为16000元，而一年后，被告将剩余蚝又卖得13000元，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如认为原告购买的是蚝场养殖经营权，即意味着蚝场的养殖经营权与该蚝场内剩余大蚝在价格上仅相差3000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即在此情节上与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相悖。16000元要购得30亩海滩涂的养殖经营权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该价格严重低于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实际价值，相反，倒是比较接近于30亩海滩涂内所养大蚝的价值。况且，原告在第一次采蚝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未有任何经营养殖行为，提不出任何相关证据，林焕志也出庭证明其卖与原告的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因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关于原告所购买的标的仅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的认定，是合乎事理和法理的，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被告梁永基能否卖蚝的问题
根据梁永基与林焕志养殖大蚝协议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是共同出资、分工协作、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因此决定了被告与林焕志系属个人合伙，在散伙时，两合伙人通过签订终止合同书的形式，对合伙事务已妥为处理，对此应依法予以保护。根据终止合同书，出卖大蚝后养殖场内剩余的蚝归被告所有，原告邓志远对此不仅在场作为证人，而且还在两合伙人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此情节足以证明原告对林焕志蚝场大蚝售出后剩余部分应归被告所有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梁永基对剩余的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妨碍的权能。将剩余的蚝卖与他人，是被告依法行使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并不容他人非法干预。故而原告关于被告转卖其大蚝、侵犯其权利、要求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