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8月18日大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履行法律赋予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做好人事任免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行使任免权；应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法律规定的须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四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因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由市人大常委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五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在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一名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补充任命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七条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第八条 根据市长的提名，决定任免个别副市长及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
第九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第十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一条 根据主任会议的建议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第十二条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第十三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请机关应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七日前将人事任免案报送市人大常委会。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必须附有拟任免人员的简历、现实表现和任免理由的书面材料。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对被提请任命的人员，在任命前进行法律、法规等知识的考试。考试成绩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公布，考试不及格者暂不任命，经补考仍不及格者不予任命。
第十五条 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人事任免案之前，由提名人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拟任免人员情况的介绍和任免说明。
被提名任命的个别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选要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前到会，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并作供职发言。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人事任免案时，提请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询问，提请机关应作出答复。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接到人民群众检举、反映被提名任命人员问题的材料时，应由提请机关或者提请人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书面报告或者口头说明。
第十八条 提请机关提请的人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要求撤回的，市人大常委会对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人事任免案、撤职案、接受辞职以及补选和罢免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逐人表决。表决须经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在一次会议中进行任职和免职表决时，就同一职务应先进行免职项的表决，后进行任命项的表决。
第二十一条 经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和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决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个别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主任、局长，任命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市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命的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在常委会会议上颁发任命书。任命书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署名。
第二十二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获通过时，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经进一步协商后，由提请机关在以后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继续提名。如果两次提名未获通过，在一年以内不得再提名为同一职务的人选。
第二十三条 经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单，由市人大常委会予以公布，并发文通知提请机关。
第二十四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应当在换届后的两个月内予以任命。
第二十五条 经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如其任职机构名称改变而业务范围未变动的，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原任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如其任职机构名称不变，但不再列为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原任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
免职手续。
第二十六条 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其任职机构撤销或者合并时，原任职务自行免除，不再办理免职手续，须由原提请机关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机构合并后，其工作人员需经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由提请机关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第二十七条 合并、增设和名称改变的机构，其工作人员需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提请机关在提请任命时须附上级机关批准合并、增设机构和机构名称改变的文件。
第二十八条 经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变动或者任职年龄到限，应先办理免职手续，再行离职或者办理离、退休手续。在任职期间逝世的，由原提请任命的机关及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九条 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市人大常委会任免之前，不得提前就职或离职，不得对外公布。依法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任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十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接受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辞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辞职后，应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由市人民检察院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市人大常委会辞去所担任市人大常委会的职务。
第三十二条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和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职务。
第三十三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市长的提请，决定撤销个别副市长和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的职务。
根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决定撤销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批准撤销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三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撤销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三十五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撤销职务案，提请机关须附有撤销其职务的理由和主要问题的材料。允许拟被撤销职务的人员到会或者书面进行申辩或陈述意见。
第三十六条 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任命、批准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凡受到行政处分的，由处理机关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大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0年8月18日通过的《大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进行了审议，决定予以批准。
2000年9月27日
《彩票法》尽快出台的三大理由
金涛 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430074
北京“双色球转播”事件一波未平，西安“宝马彩票”案一波又起。近几年来，接连不断的彩票丑闻使以公益背景的彩票业的公信力一落千仗，作为其发起人的政府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大打折扣。自1987年以来我国彩票业已走过17个年头，但为何至今仍显得如此混乱？作为社会大管家的政府又为何不能在发彩过程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呢？古语有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根本上这一现象的根源只有一个：缺乏有效的且较为完善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彩票法》。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规范彩票业的相关规则。譬如国务院于2001年10月30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又如财政部制定的《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以及民政部制定的《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司法实践中《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个人所得税法》、《公证暂行条例》、《公证程序规则》也被用作定纷止争的依据，对于规范管理彩票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彩票行业的丑闻仍然层出不穷。表面上，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部门利益的作祟、政府监管的不利、公证机关的失职等等。若深究其根源，则皆源于没有强有力的较完备的法律对彩票业相关主体（包括政府在内）的行为进行规范。
除云现实急需的因素之外，从理论上我们还可以举出几项《彩票》法尽快出台的重要原因：
一、公共领域，规则先行：虽然从表面看来人们购买彩票是基于获利目的的自愿行为，但从本质上看，这却是国家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行为，是政府从老百姓手里无偿的收钱，属公共领域之范畴。事情一进入公共领域就和广大民众以及这个社会的利益忧戚相关。事关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处置不当就很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凡是涉及到公共领域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小事，一切都应该是规则在前，尤其是这种面向全社会的行为。发彩的决策及实施过程决不能由政府临时决定，而必须通过法律规定。但10多年来，我国一直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行政法规则和部门规章支持着其运作。这意味着一方面，操作彩票行业运作的人可以自己的需要方便地钻法规规章的漏洞，即便触犯了这些规章也无法进行有力的惩处；另一方面，亿万彩民的利益随时面临着被侵犯的威胁，而一旦其利益被侵犯了也会因于法无据而状告无门。比较完善的规范彩票业的法律规范很有尽快出台的必要。
二、部门立法，利益立法：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彩票发行资金构成比例调整为：返奖比例不得低于５０％，发行费用比例不得高于１５％，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于３５％。35％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由财政部监管调剂，财政部之下由十大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两部门占据公益金的50％，剩余的50％由财政部向助学、残疾、环保、社保及2008奥运会等8大领域分配。不仅这些主管部门纷纷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近些年教育部、建设部、西部开发办等众多部委也纷纷提出在彩票收中“分一杯羹”的要求。作为彩票业的领导方和彩票发行方，政府部门即充当了运动员的角色，又担当的裁判员的角色。基于利害关系人回避原则，作为发彩的主导方和主要收益者的政府部门，彩票业不能由其领导，而应由国家直接领导，发行的不应是“部门彩票”而应是“国家彩票”；发彩的规则更不能由其确定，而应由法律来确定。目前，我国彩民已过亿人，2003年彩票发行额度也已达400亿元，依35％的公益金提取比例，政府部门的收益将达145亿元之巨。发彩提成和销售提成的巨大利益，使地方、部门和个人的利益绞在一起，发彩因而失去应有的严谨和制约，以至丑闻不断。
三、法规规章效力不足，违法行为惩处无据：至今为止，现行的与彩票相关规则效力最高的也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财政部和民政部等几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整个规则体系的效力是偏低的。彩票的发行需要各部门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最终公益金的分配又关系到各个部门的切身利益，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规章的效力是相同的，无法担当起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这就很需要有一部效力位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之上的法律，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协调，利益进行分配。此外，还有一件今人尴尬的事情：基于法律之基本规则，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无权（包括被授权）制定有关犯罪与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行政法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搏彩类犯罪规定缺位，对彩票发行过程种出现的各种社会危害性及大的违法行为又惩处无据。如轰动一时的湖北“章国新体彩”案中，检察机关只能迂回曲折地指控被告人章国新犯“破坏生产经营罪”，但就如被告律师所指出的那样“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很难证明被告人是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从客体上看，被告人的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彩球，犯罪客体是国家对彩票市场的管理秩序，而非《刑法》第276条所指‘生产经营’活动。因为体彩发行单位不属于盈利性企事业单位，所以体彩发行既不是生产行为，也不是经营行为。”其它诸如“贪污罪”、“盗窃罪”、“侵占罪”等从理论上讲对于此类行为也不能简单套用。而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权利救济措施和惩戒措施，这就使得受害者们维权无门，违法行为人“逍遥法外”。
彩票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不管其发行还是最终的使用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由于无论是其潜在的还是实际的利益都十分巨大，且其在运行过程中又有各个部门、地方及个人的复杂利益纠缠，同时又由于我国现有的规则的效力不足与体制不完善，这就导致了不仅对发彩者的监管不力，而且对于在发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对违法犯罪者也不能给予应有的惩罚。这就是我国当前彩票业混乱无序，丑闻迭出的根源之所在。为了使我国的彩票市场能健康发展以更好实现其公益的目的以造福于民，《彩票法》尽快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