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1〕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加快实现找矿突破，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全面推行“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地质找矿新机制，着力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在工作部署上，要兼顾矿产资源分布规律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以找矿突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整装勘查区和省级重点勘查区的选区，要重点突出能源、国家紧缺资源和新兴材料资源；要统筹安排中央、地方各类财政专项、地质勘查基金，完善体制机制，加快引进社会资金开展矿产勘查；要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契机，推进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充分调动广大地勘单位地质找矿积极性；要发挥科研单位、院校的科技支撑作用，以科技进步推进找矿突破，提升勘查开发利用水平。要力争用8-10年时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组织领导，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协调机制，周密安排部署，层层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要组织专门工作力量，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工作的管理、评估和考核，强化督促检查，确保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任务的全面实现。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
国土资源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对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钾盐等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呈刚性上升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矿产资源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国际矿产资源市场竞争激烈，依靠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加快找矿突破、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我国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石油、天然气、煤、铀等能源矿产有较大找矿潜力，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很大。近年来，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有所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地质找矿新机制探索初见成效，以社会资金为主的矿产勘查投入连年大幅增长，地质找矿多元化投入的格局基本形成，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地质找矿战略工程，加大勘查力度，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据此，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以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铝、钾盐等重要矿产为重点，开展主要含油气盆地、重点成矿区带地质找矿工作，力争用8-10年的时间新建一批矿产勘查开发基地，重塑全国矿产勘查开发格局，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全面推行地质找矿新机制，着力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矿产勘查开发，立足国内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二）基本原则。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依据资源禀赋条件，合理规划矿产勘查开发布局，促进整装勘查和规模开发，引导矿产资源产业集群发展。
突出重点、拓宽领域。以能源、国家紧缺资源、新兴材料资源的找矿突破为重点，兼顾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储备与保护。
市场导向、合力推进。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共同推进找矿突破的有利局面。
坚持改革、创新制度。加快地质找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制约找矿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
科技支撑、协同攻关。充分依靠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力量，加强成矿规律和找矿技术方法研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
依法实施、加强监管。完善矿产勘查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健全高效协调的矿产勘查开发监管体系。
（三）总体目标。
用8-10年时间，实现主要含油气盆地、重要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的找矿突破，以及重点成矿区带找矿远景区的找矿发现，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矿产资源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向海域拓展，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矿产勘查开发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和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四）阶段目标。
用3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进展。完成整装勘查区的基础地质调查。完成重点成矿区带内的重要找矿远景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学调查、遥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工作量的75%。完成重点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评价。新发现10-20个油气资源有利目标区和300处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大中型矿产地，初步形成5-8处大型资源勘查开发基地。建立40个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矿业权市场，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
用5年时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基本完成重点成矿区带内的重要找矿远景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学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锁定重点地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富集区并优选目标进行试采。形成3-7个油气资源勘探接续区和10个以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大型勘查开发基地。基本查清我国大宗、紧缺和优势矿产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状况，完成所有大中型矿山综合开发的技术经济评价和潜力评估。建立60个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能源及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较2010年提高3%-5%。建成全国统一高效的矿业权市场，基本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
用8-10年时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累计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储量，新打造一批矿产资源基地，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提高矿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矿产资源利用结构形成“油气并举”、“大宗紧缺矿产和新兴材料资源并举”、“开源节流并举”格局，新矿物材料资源勘查开发取得显著成果，能源及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较2010年提高5%以上，实现15%以上的难利用矿产转化为可利用资源。勘查开发形成“陆海并重”、“东西并重”空间布局，深化陆域矿产资源勘查并取得新突破，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发现，促进矿产资源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扭转大宗矿产产地与消费区分割的局面，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初步完成以矿业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以总量控制、双向调节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塑矿政管理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
1.基础地质调查。
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基础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工作，重点开展1:5万区域地质调查、航空磁法测量和地球化学调查，开展1:25万航空地球物理调查、区域重力调查、地球化学调查和区域地质调查，深化对重点成矿区带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认识，发现新的物化探异常、矿（化）点和矿化线索，圈定新的找矿远景区，更新一批国家基础地质图件，为全面推进矿产勘查奠定基础。
2.油气资源调查。
以天山—兴蒙—吉黑构造带、中上扬子海相盆地、青藏高原及重点海域为主，开展油气新区、新层系、新领域和新类型的基础地质与战略选区调查，加强区域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编图工作，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油气勘查的关键油气地质问题。发现并圈定新的含油气盆地，优选油气远景区，评价油气有利目标区，查明油气资源潜力和勘探开发前景，开拓油气资源新区、新领域，实现油气新发现和重大突破。引导油气企业加强新区、新领域油气勘探开发，形成新的接续区，增强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
开展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油砂、壳幔源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地质调查与研究，圈定勘探开发远景区并评价开发利用前景，选择有利目标区开展重点勘查示范，促进我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开拓能源新领域，实现能源多元供给。
开展海域、陆域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圈定有利区块，评价资源潜力。优选试采目标，实施冻土区和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研发天然气水合物勘采技术和装备，筹建实验基地。
3.矿产远景调查。
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的矿产远景调查，选择重要找矿远景区，分阶段部署矿产远景调查。加大异常查证和矿（化）点检查力度，力争实现重要新发现，圈定新的找矿靶区，提交可供普查的矿产地，为后续矿产勘查奠定基础。开展全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和主要城市浅层地温能潜力调查，重点开展青藏铁路沿线高温地热和重点地区中低温地热及干热岩资源潜力调查，并开展综合利用示范。
专栏：19个重点成矿区带及其主要找矿远景区
序号
重点成矿区带
找矿远景区
1
阿尔泰成矿带
（新疆）
蒙库－诺尔特（铁铅锌铜）、卡拉先格尔（铜镍铁）、包古图（铜金）等
2
天山－北山成矿带
（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
内蒙古北山雅干－乌力吉（多金属），甘肃北山营毛沱－玉石山（铁铜），宁夏贺兰山北段（铜金）、宁南（多金属），新疆阿吾拉勒（铁铜金）、琼河坝（铜铁金）、土屋－笔架山（铜钼）、景峡－银帮山（铜多金属）、乌拉根－霍什布拉克（铅锌）等
3
大兴安岭成矿带
（内蒙古、黑龙江）
内蒙古莫尔道嘎（铜钼多金属）、得尔布干南段（多金属）、甘河－乌尔其汗（多金属）、吉峰－西陵梯（铅锌金银）、阿尔山－博克图（锡多金属）、西乌旗－霍林郭勒（铅锌多金属）、查干哈达庙－芒和特（铜钼多金属）、白乃庙－别鲁乌图（铜钼多金属）、阿巴嘎旗－西乌旗（多金属）、查干敖包庙－吉尔嘎朗图（铜钼多金属）、奥尤特－朝不愣（铁铜铅锌多金属）、温都尔庙－白音敖包（铁），黑龙江多宝山（铜）、呼中－塔源（铜金）等
4
祁连成矿带
（甘肃、青海）
甘肃北祁连西段塔儿沟－小柳沟（钨钼铁铜）、祁连东段（铜、稀土）、小沙龙－大沙龙（多金属），青海祁连－天峻（铜多金属）、冷湖－大柴旦（钾锂硼）等
5
西昆仑成矿带
（新疆）
塔什库尔干（铁铅锌铜）等
6
东昆仑成矿带
（青海）
景忍－野马泉（铁多金属）、格尔木－曲麻莱（金）、都兰－兴海（铜）、同仁－泽库（铜）、阿尔金北缘（铁多金属）、祁漫塔格（铁多金属）等
7
秦岭成矿带
（四川、陕西、甘肃）
四川诺尔盖（铀金），陕西宁强－镇巴（铅锌）、凤县－太白（铅锌金铜锑）、山阳－柞水（铅锌铜铁银），陕西勉略宁－甘肃文县（铜铅锌金），甘肃夏河－合作（金铜铁）、玛曲西南部（金铅锌）、迭部－武都－礼县（铅锌金银铜）、两当县北部（铅锌银金）等
8
辽东吉南成矿带
（辽宁、吉林）
辽宁岫岩－宽甸（金铜铅锌硼），吉林柳河－辉南（铜金铁铅锌）等
9
晋冀成矿区
（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河北隆化－滦平（铁）、邯郸－邢台（铁）、冀东（铁金）、凤山－北岔沟门（银铅锌钼），河北大海陀－王安镇－山西灵丘（铜钼铅锌），山西雁门－灵丘（铁）、中条山（铜），山东沂源－沂水（铁），河南安阳－林州（铁）等
10
豫西成矿区
（河南、陕西）
河南陕县－新安（铝）、偃师－巩义－荥阳（铝）、鲁山－宝丰（铝）、商丘－永城（铁）、许昌（铁）、鲁山－新蔡（铁）、栾川（钼金银铅锌铁）、木桐（钼金银铅锌铁）、湍源（银金铅锌）、下汤－神林（铅锌钼）、桐柏（金银铜铁）、济源（铝铜多金属），河南－陕西小秦岭（金银铅锌钼）等
11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西藏）
足那－恒星错（铜铅锌）、丁钦弄－仁达（铜铅锌铁）、玉龙－马拉松多（铜钼）、颠达（铅锌）、各贡弄－吉错（铜铅锌金）、赵发涌－国从格（铅锌）、拉诺玛－错纳（铅锌）、索达（铅锌）、扎格拉（金）、八宿（铜铅锌）、多隆（铜金）、窝肉－嘎尔穷（铜金）、材玛（铁）、羌多（铜铅锌铁）、小唐古拉（锑）、舍索－班戈（铜铅锌铁）、东恰错（铜铅锌铁）、木乃（铜铁）、碾廷－当曲（铁铜）、哈尔麦（铅锌）等
12
冈底斯成矿带
（西藏）
玛旁雍错（金铬）、在下根（铜）、马攸木（金铬）、隆格尔（铁铅锌）、色布塔（铜金）、尼雄（铁）、打加错（铜铅锌）、朱诺（铜铅锌）、梅巴切勤－查藏错（铅锌银）、恰功－则学（铅锌银）、则莫多拉－雄村（铜金）、吉如－拉亚（铜钼）、扎西康（锑铅锌）、仁布（铬）、厅宫－冲江（铜钼）、浪卡子（金）、正松多－达布（铜钼）、江翁松多（铅锌铜）、勒青拉－新嘎果（铅锌铁）、驱龙－甲玛（铜钼）、劣布－程巴（铜钼金）、措美－哲古（金锑）、拉屋－尤卡朗（铅锌）、蒙亚阿－龙马拉（铅锌）、帮浦－米拉山（铅锌）、罗布莎（铬金）、查拉普－邦布（金）、萨拉岗－彭岗（金锑）、昂张（铅锌银）、亚贵拉－洞中拉（铅锌银）、得明顶－汤不拉（铜钼）等
13
西南三江成矿带
（四川、云南、青海）
四川白玉赠科－理塘虐颜（铅锌）、木里松机庚－金山（金铜），云南德钦红坡牛场（铜铅锌）、中甸（铜钼金）、维西－兰坪（铜铅锌）、腾冲－盈江（锡铅锌）、保山－镇康（铅锌）、澜沧江（铜铅锌），青海沱沱河（铅锌）、纳日贡玛－下拉秀（铜钼）、然者涌－莫海拉亨（铅锌）等
14
川滇黔成矿带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四川马尔康（金铁锰铅锌、稀有金属），川南－滇东北－黔西北（铅锌）、四川盐源－云南丽江（金铜铁铅锌）、扬子地台西缘（铜铁金），重庆城口（钡锰），渝东南－黔中南（锰铝铅锌），黔东南（金锑钨锡铜），滇东南（钨锡铅锌银）等
15
湘西鄂西成矿带
（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陕西）
湖北神农架－黄陵（铅锌多金属），湖南沅陵－怀化（铅锌铁锰），湖南龙山－湖北鹤峰（铅锌铁），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铅锌锰），湖北－四川－陕西大巴山（铅锌）等
16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宁镇（铁铜），安徽庐江－枞阳（铁铜）、铜陵（铜金）、繁昌（铁铜）、马鞍山－芜湖（铁）、无为－和县（铁铜金）、安庆－怀宁（铁铜金）、贵池－青阳（铜金）、望江（铁铜金），安徽天长－江苏六合（铁铜），江西九江－瑞昌（铜）、湖口－彭泽（铜金），湖北小池口（铜钼金）、鄂东南（铁铜）、幕阜山（钨钼金）等
17
钦杭成矿带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浙江结蒙－杨林（铅锌铜金银锑）、罗店－平水（铁铜金）、德清－湖州（金银），安徽祁门－休宁（金钨钼）、青阳－旌德－绩溪－宁国（钨钼锡），江西村前－兴源冲（铜金）、东乡－赋春（铜铅锌金银钨）、莲花－新余（铁钨锡铜铌钽），湖南幕阜山－望湘（金钨铅锌）、浏阳－板杉铺（金铜铅锌）、衡阳盆地周缘（铅锌）、锡田－彭公庙（钨锡）、铜山岭－九嶷山（钨锡），广东信宜－廉江（锡金）、云浮－新洲（金银铅锌），花山－姑婆山－连山（钨锡铅锌），广西博白－岑溪（铜铅锌银）、大明山（钨铜金），广西大瑶山－广东怀集（铜铅锌金钼）等
18
南岭成矿带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江西崇义－大余－上犹（钨锡）、赣县－于都（铜钨）、龙南足洞－信封（稀土）、龙南－全南－定南（钨多金属），湖南阳明山－上堡（钨锡多金属）、骑田岭－千里山（钨锡铅锌多金属）、万洋山－诸广山（钨锡多金属），广东花山－连阳（钨锡铅锌）、始兴（钨多金属）、乐昌－翁源（钨锡多金属），广西南丹－河池（锡铅锌）、三江－融安（锡铜铅锌）、越城岭（钨锡多金属）、关帝庙－大义山（钨锡多金属）等
19
武夷成矿带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
浙江龙泉－高亭（钼铅锌金银）、庆元－景宁（铅锌钼金银），福建浦城管查－上厂（铜多金属）、建阳井后－建瓯上房（钼钨）、建瓯八外洋－南平后坪（铜）、德化双旗山（金铜）、大田汤泉－漳平北坑场（铁钼）、德化阳山－漳平洛阳（铁）、上杭太山头－永定山口（铜），福建泰宁－江西广昌（铜钼金），江西虎圩－船坑（铜金铅锌）、临川茅排－宜黄（金银铁硫）、会昌－寻乌（锡铜），广东大柘－弄坑（金银铅锌硫铁）、丰顺留隍（铅锌银）等
4.地质科技攻关。
加强基础地质业务建设，完善重点成矿区带成矿理论和矿床模型。针对覆盖区地质调查、特殊景观区和深部找矿的需求，加强地球物理勘查、野外便携式测试和钻探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探讨有效的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加强航空、航天高光谱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完善矿产勘查和野外地质调查数据采集系统，提高勘查速度与质量。
（二）重要矿产勘查。
1.油气资源勘查。
按照“深化东（中）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的方针，重点加强主要含油气盆地的地质勘查，进一步深化成熟勘探区块的精细勘探，加强老油气区的新领域深度挖潜。东（中）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重点为松辽和渤海湾等油气盆地，石油勘探的主要领域为新近系、深层、古潜山、滩海，主要目标为构造—岩性和地层—岩性圈闭；天然气勘探的主要目标为构造圈闭，兼顾构造—岩性圈闭。西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重点是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等油气盆地，主要领域为叠合盆地的前陆和克拉通古隆起，主要目标为大中型的构造和地层—岩性圈闭；同时加强羌塘盆地等新区油气勘探。海域油气勘探以寻找新的大中型油气田为目标，勘探重点为渤海海域、珠江口盆地北部和北部湾盆地等。
加快推进以页岩气、煤层气为重点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加强重点盆地煤层气勘探和煤矿区煤层气（瓦斯）抽放利用。加大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区的页岩气远景区勘查力度，实现页岩气勘查开发突破，推动页岩气、煤层气产业发展。
2.重要固体矿产勘查。
优选有望形成大型—特大型后备资源基地的矿集区，统筹调动企业、地勘单位的资金与技术力量，加大勘查投入、加快勘查进度，实施整装勘查，尽快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增加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形成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围绕铀、铁、铜、铝、钾盐、铅、锌、金等重点矿种，首批优选47个国家重点勘查区进行整装勘查，动态评估其他重点勘查区工作进展，滚动调整整装勘查区名录，10年共部署约100个整装勘查区。同时，兼顾锰、镍、铬、银、煤炭、钨、锡、钼、锑、稀土以及金刚石、高纯石英、石墨等矿产勘查。
铀矿：以地浸砂岩型铀矿为主，兼顾花岗岩型、火山岩型和碳硅泥岩型铀矿，重点开展天山、准噶尔、祁连—秦岭、华北陆块、华南等铀成矿区的勘查工作，以伊犁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松辽盆地和南岭等为主攻地区，评价并最终形成大型铀矿资源基地。
铁矿：以“鞍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为主，兼顾矽卡岩（接触交代）型、火山岩型、“攀枝花式”钒钛磁铁矿等。围绕辽东吉南、晋冀、川滇黔、豫西、长江中下游等重点成矿区带，在加大航磁异常查证力度的基础上，加强隐伏矿和深部矿勘查，稳定和扩大产能。同时，围绕天山—北山、西昆仑、冈底斯等重点成矿区带加强新区找矿，形成新的矿产资源基地。
铜矿：以斑岩型铜矿为主，兼顾喷流沉积型、矽卡岩型。西部地区以冈底斯、班公湖—怒江、西南三江、东昆仑、西昆仑、天山—北山等重点成矿区带为重点，加快找矿突破，形成新的资源基地。中、东部地区围绕长江中下游、钦杭、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深部找矿，稳定和扩大产能。
铝土矿：以沉积型铝土矿和堆积型一水铝土矿为主。重点在山西、河南、广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的资源分布区开展勘查。
钾盐：以海相（海陆交互相）沉积型和地下卤水型钾盐矿为主，兼顾现代内陆盐湖型。重点在柴达木盆地西部、罗布泊盆地南部、塔里木盆地、滇西南兰坪—思茅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藏北盐湖区、羌塘盆地等地区开展勘查。
铅锌矿：以密西西比河谷型和喷流—沉积型等层控型铅锌矿为主，兼顾其他类型。重点在冈底斯、天山、柴达木周缘、川滇黔相邻区、滇西、湘西—鄂西、豫西、西秦岭等地区开展勘查。
金矿：以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金矿为主。重点在晋冀、秦岭、阿尔泰、西南三江、东昆仑、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勘查。同时，在胶东、小秦岭等金资源富集区加强深部找矿，其他地区加强新区找矿。
战略新兴产业所需矿产：以资源相对富集的内蒙古、江西、四川、新疆、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等省（区）为重点，开展稀土以及稀有、稀散矿产资源战略调查，争取发现新的独立矿床；在已发现稀土以及稀有、稀散矿产资源的成矿区带开展必要勘查以进行资源储备。在青藏高原富锂特种盐湖区，重点开展锂盐及其他重要盐湖矿资源的勘查，兼顾其他地区硬岩型和地下卤水型锂矿的勘查。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江苏、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优选有找矿潜力的地区开展高纯石英远景调查，对已发现的远景地区，开展重点勘查。在山东、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河南、四川和陕西等省（区），开展石墨（包括晶质石墨和隐晶质石墨）的重点勘查。
镍矿：以铜镍硫化物型镍矿为主。重点在东天山、阿尔泰、内蒙古小南山地区开展勘查，同时加强吉林红旗岭—和龙，甘肃龙首山，新疆东天山哈密、阿尔泰喀拉通克、坡北、菁布拉克，四川峨眉，陕西勉县—略阳—宁强，云南哀牢山，河南唐河，广西融水，贵州遵义等地区的勘查。
锰矿：以海相沉积型碳酸锰矿为主，兼顾淋积—迁聚型氧化锰矿，加强隐伏矿和深部矿勘查。加强云南宣威、香格里拉—鹤庆、丘北—弥勒、砚山、盈江、澜沧，广西宜山、靖西，贵州铜仁、遵义，湖南宁乡，陕西—甘肃摩天岭，新疆伊犁特克斯盆地南缘、和静大西沟、库车库尔干，内蒙古四子王旗卫镜尔登等地区的勘查。
铬铁矿：以西藏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铬铁矿为主，加强罗布莎地区深部和外围接替资源勘查，开展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西段、阿尔泰、西准噶尔等地区的勘查。
钨、锡、钼等优势矿产：钨矿、锡矿勘查以云英岩型、石英脉型为主，兼顾矽卡岩型和构造蚀变岩型，重点在南岭、东昆仑、祁连、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勘查，加强湖南锡田、大义山、三九—白云仙、临湘，江西崇义—于都、修水，福建东游—玉山，云南个旧、麻栗坡，新疆白干湖—吐拉，广西宾阳高田—马岭，广东乐昌，陕西柞水—宁陕，甘肃白山等地区的勘查。钼矿勘查以斑岩型钼矿为主，主要在豫西、大兴安岭、南岭、东昆仑、天山—北山、长江中下游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勘查，加强河南嵩县雷门沟、大石门沟、栾川—嵩县—汝阳、大别山北麓，黑龙江大兴安岭岔路口、翠宏山—鹿鸣，安徽金寨沙坪沟、池州黄山岭等地区勘查。加强钨、锡、钼等优势矿产资源的资源储备。
煤：以南方缺煤省份、西部聚煤区及大型煤炭后备基地为重点，开展煤炭资源远景调查与潜力评价，发现新的煤产地。开展西部地区大型煤炭后备基地整装勘查，做好国家煤炭资源储备。开展国家规划的大型煤炭基地中有发展潜力矿区的煤炭资源普查和必要详查。
3.老矿山找矿。
优先选择大兴安岭、晋冀、长江中下游、南岭等重点成矿区带，开展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接替资源勘查，促进深部找矿突破。通过攻深找盲、探边摸底，发现并查明新的资源储量，为现有资源基地的稳产、增产提供资源保障，延长矿山服务年限。按照分期分批、先急后缓、逐年安排、分步实施的原则，统筹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优先安排在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找矿潜力大和市场需求量大的大中型生产矿山特别是资源危机矿山开展勘查评价工作，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矿集区深部找矿远景作出初步评价。
（三）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构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激励矿山企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快转化科技成果，实现难利用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不断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绿色矿山建设，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1.开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现状调查评价。
调查我国主要大中型矿山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现状，建立和完善主要矿山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数据库，通过开展技术经济评价，摸清主要矿业企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潜力，进一步明确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重点矿种、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推广应用方向。
2.建立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考核奖励机制。
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年度检查、实时督察、动态监管等工作，对矿业企业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进行考核，对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取得显著成效的矿业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3.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实施以矿业企业为主体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引导和带动矿产资源领域循环经济发展。
油气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老油田采收先进技术，低丰度、低渗透油气资源有效开采技术，油砂、油页岩、页岩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
煤炭和煤层气资源高效开采及废物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中薄煤层机械开采、矸石回填绿色采煤、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含煤高岭石及煤系硫铁矿综合利用和高灰难选煤泥分选技术等，提高煤炭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
黑色金属综合开发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宁乡式、宣龙式高磷鲕状赤铁矿和褐铁矿、菱铁矿等复杂难选铁矿，钒钛磁铁矿、含稀土铌铁矿、锡铁矿、硼铁矿等多组分共伴生铁矿以及低品位微细粒碳酸锰矿等复杂难利用锰矿及矿山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技术。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低品位氧化矿、复杂难处理多金属硫化矿、难利用铜矿、难利用铝土矿和黑色岩系资源高效综合利用技术。
稀土以及稀有、稀散、贵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推广稀土多金属矿、金矿、铂钯矿、锶矿等以及铅锌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稀散金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化工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示范推广低品位磷矿、各类共伴生硫铁矿、低品位硫铁矿及盐湖钾盐伴生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非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重点推广示范高铝粘土、萤石、石墨、菱镁矿等优势非金属矿资源的高效利用工程，显著提高共伴生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三、组织实施与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遵循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打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制度平台，促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多方联动，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矿产勘查有机衔接，资本与技术紧密结合，勘查开发一体化，地质找矿与矿业权管理及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协调配合，力争地质找矿实现重大突破，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一）加强组织领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合力，确保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顺利实施。
国土资源部牵头组织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发展改革委要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并在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重大技术装备建设方面给予必要的投入保障。财政部负责公益性地质找矿工作的稳定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完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科技部等部门要加大对地质找矿科技工作的支持力度。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逐级负责制，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加大基础性地质工作投入，制定本地区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具体工作方案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国土资源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
（二）统筹协调各类资金。
全面落实地质找矿新机制，统筹协调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出资的地质找矿工作，各级财政要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实际统筹考虑，加大资金投入。
财政专项资金要坚持公益性的定位，全面加强基础性地质工作，开展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重点成矿区带矿产远景调查及事关找矿全局的重大地质矿产问题的攻关。中央财政专项优先保障整装勘查区地质找矿工作需要，省级财政专项主要安排在整装勘查区和本省（区、市）的重点勘查区，优先支持重点矿种找矿工作。
进一步确立社会资金在商业性矿产勘查中的投资主体地位，把加快引进社会资金作为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措施。通过合理规划勘查布局，让企业成为勘查投资主体。对可以由企业投资的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政府原则上不再出资。
地质勘查基金主要发挥分担勘查风险和政策调控的作用，充分利用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开展风险勘查，促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矿产勘查之间的衔接，同时根据国家建立矿产地储备基地的需要，针对特殊矿种和特殊地区开展相应勘查工作。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矿业权市场和勘查服务市场，科学设定矿业权出让方案和合理的勘查准入标准，通过竞争方式公开、公平地引入有实力的矿业企业和地勘单位参与勘查，完善收益分配制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共赢。
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切实保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完善财政出资找矿成果的处置办法。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有计划地引入优势企业开展风险勘查。鼓励地勘单位与矿业企业组建勘查企业，实现探采一体化。勘查过程中有关地质勘查部门应及时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推进勘查工作快速有序进行。
国家财政资金单独投资的项目，完成勘查工作后注销探矿权，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向社会出让探矿权，出让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成，省级分成所得应向资源产地倾斜。社会资金与地质勘查基金合作勘查取得的成果，通过合同约定各方权益，合作方按照合同约定优先受让地质勘查基金转让的探矿权权益。
（四）实行矿种差别化管理。
对于国家紧缺矿种，财政资金要加大基础地质调查和前期地质矿产勘查力度。国土资源部要统筹各方资金，推进整装勘查，尽快实现突破。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优先编制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设置方案，保障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投放。优先安排紧缺矿产资源矿业权审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等工作。对紧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不合理的矿业权，加快推进资源开发整合，进一步提高紧缺矿产资源利用率和开发规模化、集约化程度。
对于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和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的重要矿种，坚持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的原则，根据相关产业政策、资源储量变化、市场需求等，按年度分矿种下达开采计划，依法设立探矿权和采矿权，并加强监管。探矿权人在对其他矿种开展勘查活动时，应对共伴生的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并单独估算资源储量。各省（区、市）编制矿产资源勘查专项规划，新设探矿权原则上配置给中央和省级财政出资的项目，完成预查、普查工作后，根据国家需要进行储备或部署进一步的勘查开发工作。
（五）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严格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严格控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矿产勘查开发活动。
矿产资源勘查活动涉及自然保护区、重点国有林区和西部省（区、市）直管国有林区的，禁止社会资金进行商业性勘查，原则上只安排中央财政出资的、国家紧缺矿种资源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勘查区要避开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实施勘查，要注意减小对环境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和生态功能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应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充分考虑矿产地规模、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前提下，统筹兼顾点上开发和面上保护，以点上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达到面上保护的目的。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准入条件，引入社会责任感强并具有矿业开发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大型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破坏，同步修复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六）大力完善矿业权管理。
按照地质找矿新机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制度，着力打造竞争开放、规范有序的勘查市场。全面落实矿产资源规划，科学编制整装勘查区主攻矿种矿业权设置方案，保障矿业权的设置布局科学、勘查工作“快而不乱”。矿业权设置方案要根据勘查工作进展进行滚动修编。优选勘查主体，通过勘查实施方案审查和提交承诺书等方式，落实勘查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勘查行为，鼓励社会资金开展风险勘查。严格规范探矿权转让条件，抑制炒作。整装勘查区新设探矿权必须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工作程度、地质勘查报告经评审备案后才能转让。充分发挥国有地勘单位地质找矿主力军作用，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开辟矿业权审批“快速通道”，主动服务，积极协调，提高审批效率。
（七）强化市场秩序和质量监管。
进一步强化矿产勘查市场秩序监管，实现执法监察全覆盖，构建立体监管网络，强化基层监管力量。对矿产勘查开发的热点地区开展重点监控；对秩序混乱、管理松弛的地区开展重点整治。落实各级政府监管主体责任，建立政府统筹协调、部门密切联动的执法监管制度，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严肃查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依照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原则，建立地质勘查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各类财政出资的项目质量监管，保证项目工作质量和成果质量。建立项目实施单位信誉评价制度。严肃查处并及时公布质量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强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推进地勘单位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继续推进建立注册地质师执业准入资格制度，强化地质勘查个人执业法律责任；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学会）作用，促进行业自律，构建个人与单位共同负责的地质工作质量保障体系。完善地质勘查技术标准规范，全面清理制约地质找矿工作的过时技术规范标准，制定符合实际的新标准规范，提高地质找矿工作效率，加快推进地质找矿突破。
（八）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已有科技成果在找矿突破中的作用。针对整装勘查中的地质找矿重大理论问题组织联合科技攻关，切实发挥成矿理论和勘查模型对地质找矿工作部署的指导作用。以老矿山深部找矿和复杂地区找矿的技术方法问题为重点，组织勘查技术方法引进、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矿产勘查的总体技术水平。引导加强企业研发工作，建立企业研究团队和配套研发资金，建设勘查开采一体化研发基地。加强重大成果的综合集成，完善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方法研究，针对我国紧缺矿种的综合利用技术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充分发挥全行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引进一批国外一流专家人才，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实施重点项目，打造地质找矿科技创新支撑平台，锻炼地质勘查队伍。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此件有删改）
对城市动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法理分析与建议
作者 李克垣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化渴求，然而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区改造，各地动拆迁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动拆迁矛盾和纠纷的扩大和激烈已表明，动拆迁问题已不再是表面上的城市建设纠纷问题，实际上它已牵涉到法律、政府职能、公众权利等多个方面。如何处理好新世纪经济发展与旧区改造的矛盾，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本文将以此为指导，首先对动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然后在基础上对旧区改造进行法理分析，最后对基层政府在动迁中作用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对城市动迁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在旧城区改造 过程中，城市拆迁过程是最艰难、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阶段。“东八块”拆迁只是城市拆迁中的一个缩影，有的地方拆迁矛盾比这更激烈，有天安门自伤事件，也有汽油自焚身亡事件。发生这么多激烈的动迁矛盾，说明了动拆迁本身可能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些问题造成了矛盾激化，成为酿成极端事件的原因。
1、在动拆迁主体上，既有动迁指挥部，又有动迁公司，使动迁的性质趋于模糊。
在很多地方动迁时，既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各职能部门参加的动迁指挥部，又成立了若干动迁公司，到底谁是动迁的主体？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在其他地方动迁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地方的拆迁办公室，看上去是一个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摇身一变马上又变成为直接的拆迁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主体上的不确定，使得动迁性质变得模糊，使拆迁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征收还是商业用途征地也定性不清。这是导致动迁矛盾的潜在根源。
2、动迁补偿范围的太窄、补偿标准太低，使大部分居民购买不起房屋，从动迁中未能获利。
房屋拆迁是一种复合行为，房屋拆迁目的是获取房屋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房屋拆迁补偿实际上应涉及两部分：一是基地使用权补偿；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对于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章作了规定。然而对于房屋拆迁的补偿评估标准也是上世纪末期制订的，在房价已上涨一倍多的情况下，拆迁补偿价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居民拿到安置款往往买不起房，房屋安置则是远离城区，居民因丧失了在城市的交通、就学、就业的种种便利而心怀不满。
3、在动迁进入相持阶段后，动迁公司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存在着等政府裁决的情形。
动迁处于胶着状态之后，动迁公司以居民要价过高为理由，基本上不肯再与动迁居民进行商谈，即使商谈也是纯形式意义上的，即安置或补偿条件较上一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动迁居民只存在签与不签的两种选择。动迁公司基本上等着政府裁决。出现这种情形，其实也愿不得动迁公司，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立法上将拆迁行为作为政府行为，认为一旦发生争执，就应强行介入处理。既然立法上赋予了拆迁公司一旦拆迁不顺利有政府好靠，那他何必付出更多的金钱与精力与动迁居民谈判呢？等着政府裁决就行了，“我”坐享利润，而矛盾却转嫁给了政府，有这等好事，只有傻瓜才会不用。正是因为强制拆迁的立等可取，才使交易双方彻底失去平等的妥协动机和博弈能力。
4、动迁矛盾激化后，政府立即处于前台，动迁公司却转到幕后。
到动迁后期，被动迁居民多次大规模地到市里、北京上访，矛盾处于激化状态。在处理矛盾过程中，区政府、街道处在了处理矛盾的第一线，为了接回、控制上访人员动用了大量干部以及物力、财力，动迁公司虽然也参与进来但好像处于次要的位置。其他地方的动迁矛盾也出现同样的局面，一旦矛盾激化，出来收拾局面就是政府了。当事人就安置补偿产生的争议本来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却转化成居民与政府的较力。产生这种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中，由行政机关通过其征用、收回使用权、颁发拆迁许可证等公权力行为将土地（使用权）从现在的使用权人移转至要获取使用权的私人一方，而无需和现使用权人协商，使民事交易过程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过程变成了一个行政过程；另一方面也因为信访属于政府处理的事件，制度安排使我们更关注信访行为本身而不是它的原因。
5、在动迁矛盾中，居民提出的问题并未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导致居民的持续不满。
在动迁矛盾处理时，居民提出很多问题：公民私有产权保护问题，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拆迁的司法裁决问题，政府文件的公开问题，强制拆迁的合法性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目前立法上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动迁工作人员也不是法学家其法律素养也达不到解释这些问题的水平，但对居民的这些问题以法律没有规定来搪塞或者认为是无理要求而置之不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导致了居民的普遍的不满情绪，从而给动迁带来更大的阻力。
6、强制拆迁前后，居民选择大规模上访，而不是求助于司法救济。
在动迁后期持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居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选择的不是司法救济的途径，而是大规模的上访。在其他城市的动迁中，甚至发生自焚、与动迁人员同归于尽等极端的矛盾。我们说，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居民直接越过这道防线，而是寻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上访呢？实际上，对其他民事纠纷，居民基本上还是以司法救济为最终手段的。一般说来，每一个动迁居民人还是一个理性人，他作这样的选择，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司法救济途径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实事求是得来说，确是如此。一方面，动迁成为政府行为后，从民事纠纷转化行政纠纷，意味着居民不满动迁补偿安置如果要寻求司法救济，就要告政府，而法院又受制于政府，使老百姓不敢相信法院。事实上，对于涉及动拆迁的纠纷，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也是判居民败诉为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本身也决定了居民不可能从法院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公民起诉的目的无非得到在他看更为合理的补偿（实际上就是更多一些），然而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能机械地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则基本不予审查，即使法院认为拆迁行政裁决或行政强制不合法（包括程序上违法）也只作出撤销的判决，补偿安置争议仍需回到作出裁决的原行政机关处理，公民即使胜诉即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7、对动迁居民的持续上访，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
通过强制拆迁，“八块”一期在持续两年多后终于完成了动迁，但是由于有36户居实行了强制拆迁，持续的上访却没有结束。这些被强迁的居民以及其他地块的被强迁的居民经常性地到市里上访，有时一天去几次，重大节日或政治活动前后他们还群体到北京上访。对于这种的上访要持续多长时间，还不得而知。而解决上访问题成为了区政府、街道的政治任务，一旦上访就必须派人领回，这在花费着政府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领回上访人员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本来他们的利益相对方是动迁公司，现在由于政府裁决，动迁公司则在法律上完成了他的安置义务，可以说上访已与动迁公司没关系了（动迁公司可能也这样认为的），变成了上访人与政府的博弈了。在这场博弈中，政府无论是妥协还是强硬都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对城市动迁的法理分析与建议
为什么城市拆迁中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如此激烈的矛盾？看来有必要对旧区改造引发的城市拆迁的矛盾作了详细的法理分析，或许这也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某种视角。我们说“旧区改造”一词，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动拆迁取得土地，第二步则是在土地建造新建筑。由于建造新建筑行为引起的矛盾并不是很激烈，并且法律关系上也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主要是对旧区改造中城市拆迁行为进行法理分析。
1、城市动迁的性质的分析。
从城市动迁来看，城市动拆迁是一个复合行为，首先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然后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方可拆迁房屋，取得相关土地。从这一行为的过程即可看出，动拆迁的目的不是征收房屋，而是征用土地，只不过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需要拆除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附着物。拆房只是手段，征地才是目的。就目前的动拆迁而言，其实包括性质不同的两个层面：一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土地使用权，即属于公用征收；二是为商业用途而取得私人土地使用权，其实这应是民事交易过程。很显然，这两种行为的拆迁性质完全不同，第一种公用征收拆迁，作为私人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然而将私人的不动产收作公用的公权力行为给私人造成了特别牺牲，政府当然应予以补偿。第二种商业用途拆迁，从本质上讲为私人目的而移转土地使用权仍然是一种民事行为。虽然国家对土地享有所有权，然而现使用权人已通过某种对价获得了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人有义务尊重使用权人的权利。当取得土地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商业目的时，使用权出让的决定权应属于现使用权人，而非行政机关。
对于何者是公共利益？对城市拆迁来说如何划分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旧区改造算不算公共利益？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很难对此进行界定。即使在西方国家，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也经常被混淆在一起。例如，政府征用的土地是用于的公共住宅计划、社区重新开发等，这必然伴随着实质上的私人利益、商业开发与商业投资，但通常仍被视为公共用途。但不管如何，其土地征用的用途还是限于慈善事业、教育、科学用地等公益事业。所以，必须对公权力取得土地的用途进行严格限定，政府不得为纯粹商业目的动用公权力取得土地。旧区改造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这要作一个具体的分析。对于危棚简屋的改造应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这里有几点理由：第一，居住在危棚简屋中人存在着人身安全的危险，在现代社会意识而言，保障人身安全属于公共利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第二，保障人身安全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应该采取合适的办法来保障人身安全；第三，解决居住在危棚简屋中人的安全问题，最根本最彻底最有效办法是旧区改造进行拆迁，综合平衡再找不比这更好的办法；第四，实现居者有其屋，尽可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是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这一目的也可以列为公共利益；第五，实行旧区改造在结果能够实现以上公共目的，亦即居民解决居住危险和居住困难问题；第六，被动迁居民利益损害（包括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以及可期待利益等）不应超过政府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具体到旧区改造则至少是不超过其通过旧区改造获得的利益。同时，我们还可用民主程序来防止公权力滥用公共利益原则，比如房屋拆迁是地方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把权力交给地方的人民，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所在社区应该进行旧区改造那么就改造，如果反对就不改造。实际上，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这种民主机制，如石门二路街道福田村，由于居民写信反对拆迁则在55号地块动迁时予以保留（当然，写信还不是真正的民主程序，但至少是民意的反映）。在旧区改造时引进商业操作，那只是手段问题，不能改变公共利益的性质。
但如果旧区改造的目的或者结果是为了商品房开发或其他商业用途（即私利），则不属于公共利益，不能采用公用征收的拆迁方式，只能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按照民事交易的方式去操作。
2、城市动拆迁合法性的获取。
上面我们在分析动迁性质时，实际已部分论及了动拆迁合法性获取问题，现在再作一个较详细的分析。由于动迁性质的不同，其合法性获取的方式也不相同。
对于公用征收拆迁，至少要经过这样几道程序：第一，需要用地的单位（公益性的）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要论证其项目为什么属于公益性、公益目的、为公益目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块而不是别的地块、损害哪些居民或企业、单位的哪些利益、如何进行补偿等问题；第二，政府主管部门接受申请后，初步认为可行，则征求受损居民和企业的意见，召开听证会；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在汇总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报请政府首长（县长、区长、市长、省长等）做出决定，决定分两种情况，即批准申请和不批准申请 ，决定要送达有关当事人并予以公布；第四，利害关系人 及相关团体 如果不服政府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由法院做出最后裁决，法院的终审判决是最后的决定，所有机关和人员都要无条件服从。
对于商业用途拆迁，主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从法理上来说，拆迁人能否获得拆迁权取决于被拆迁人是否同意。但当个别人所有权的绝对行使，影响到其他人利益时，就应受到限制。所以，决定动迁与否就应引入民主程序。
3、城市动迁操作路径的分析。
根据城市动拆迁是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的不同性质，我们也按照对比的方式对动拆迁的操作路径进行分析。
（1）动迁主体。对于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用征收性质的动迁，显然，动迁主体是政府，动拆迁属于行政行为，动拆迁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一方主体是政府，另一方为被动迁居民或企业。当然政府可以授权有关组织进行，但其权利、义务都要归结于政府。对于商业性质的动迁，动迁主体是企业，动迁属于民事行为，动迁合同也属于民事合同。
（2）补偿原则和范围。这里仍然要区分两种性质的动迁，对于商业用途的动拆迁，属于市场交易行为，作为企业一方要获得土地使用权，当然要付出对价，对价的范围应由双方协商决定 ，但至少要包括被动迁人土地使用权的对价、被拆迁房屋的对价以及可期待利益的对价（主要是对企业或个体户来说的）。这里适用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对等、有偿原则。
对于公用征收动拆迁，适用的是补偿原则，属行政补偿的范围。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补偿原则的宪法依据。如前所述，房屋动拆迁是一种复合行为，一是拆除房屋，二获取房屋基地（使用权），房屋拆迁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房屋拆迁补偿实际上涉及两部分：一是基地使用权补偿，这是房屋拆迁补偿的根本 ；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危棚简屋的旧区改造目的而进行公用征收行为，还要遵循行政给付（救助）原则，即如果被拆迁人非常贫困，给予被拆迁人的补偿还要多于被拆迁人的损失的利益 ，因改造的目的是基于保障该地区居民的居住安全和改善居住条件，否则就不能取得动迁公益性的合法性。
4、对强制拆迁以及裁决主体的分析。
在城市动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正常进行拆迁一般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如果被拆迁人拒绝拆迁或者始终不接受动迁条件，如何处理是动拆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目前实际操作而言，是由拆迁人提请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裁决，最后进行强制拆迁 。然而正是由于强制拆迁，诱发了许多恶性案件以及大规模进京上访，也使许多学者对房屋拆迁产生责难 。在此，我们从法理上对强制拆迁进行分析，这里仍然要区分公用征收动迁和商业用途动迁。商业用途拆迁是民事行为，拆迁合同是民事合同，要遵守契约自由原则，在此不作详细讨论。我们重点对公用征收动迁的强制拆迁依据进行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公用征收动迁是基于公共利益，由政府与被动迁居民/企业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进行的行政行为。这一协议属于行政合同，因为其行政性，在这种合同里，相对人的缔约自由权受到限制，即相对人不再具有是否缔约权、同谁缔约权，保留的是决定契约内容的权力。因此，在拆迁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不能拒绝签拆迁协议，也无权选择与政府以外的主体签拆迁协议，只有就补偿方式（房屋还是货币）、补偿的多少进行商谈。即使就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而言，政府仍然是占主动的，并不是说被拆迁人要价多少政府就应给予多少。反过来，政府制订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要合宪、合法、合理。如前所述，补偿范围至少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甚至包括间接损失和可期待利益 ，就补偿标准而言，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要考虑级差地租、对房屋补偿要依照市场价值标准 。
然而，如果政府给出了上述的合理、公平的补偿，个别被拆迁当事人仍然不接受，政府是否可以强制被拆迁人缔约，即政府可否进行行政裁决？目前实践中是由政府进行裁决的，但从法理上说，政府不可以进行裁决，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拆迁补偿属行政合同的性质来说，虽然具有行政性，但还是具有合同性，如果政府可以裁决政府自己提出的协议条款，就连相对人的决定契约内容的权利也剥夺了，等于全部剥夺了相对人的缔约自由权，那么拆迁协议在性质上就不再属于行政合同，与行政处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和正义性也就丧失了；第二，从行政裁决的性质来说，它属于行政司法的内容，它裁决的纠纷的主体都是民事主体，不能对一方是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裁决，因此行政裁决不能裁决公用征收拆迁补偿纠纷；第三，从一般法理原则来说，在目前的拆迁裁决中，政府既是一方当事人，又做裁决人，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是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
那么，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参照西方国家处理这类原则的办法，我们给出的路径是，由政府向法院提出起诉，由法院判决被拆迁人是否应该接受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政府和被拆迁人都可以提出上诉。如果最终法院判决“是”，司法裁定了被拆迁人与政府的拆迁安置协议，这是一份司法裁决，当事人必须予以执行。如果被拆迁人不执行法院判决，可以强制执行，亦即可以进行强制拆迁。
三、基层政府在维护动迁稳定工作中的思考与建议
在动迁中，政府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既是公权力的代表，承担动迁的管理、行政裁决职能；又是国有土地的所有人的代表，是动拆迁的一方当事人。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政府（包括街道、镇）又是责任人，由动迁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主要由政府（包括街镇）来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根据上面的法理分析，如果能够区分不同动迁性质，建立合理的动迁法律，给被动迁人予以公平补偿，确立司法裁决原则 ，那么动迁引发的矛盾的，将大大减少，从而稳定工作的压力也将大大减轻。然而在目前动迁法律未能制定出来，相关动迁行政法规、规章不完善，司法仍未能树立公信力的情况下，政府（包括街镇）仍然承担着维护动迁稳定工作的巨大压力，因此本文拟就有限的范围内，就政府在动迁中的角色定位、职能行使以及街、镇的定位提出一些分析建议，或许能有益于动迁矛盾的化解。
1、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政府制订完善的动迁政策。
由于我们的动迁工作还没有一部动迁法可以依据，动迁主要还是靠政府的政策来执行的。所以动迁政策的制订是否公平、合理，是从源头上预防动迁矛盾产生的关键。动迁政府的制订一定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能够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具体说来就是依据宪法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产权，能够在合乎法理原则的基础上制订补偿政策。
2、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在动迁操作中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