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2010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做好2010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0〕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保障局、财务局：
2009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在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建立，参保人数继续快速增加，待遇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的通知》（国发〔2009〕12号）的有关精神，做好2010年城镇居民医保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完善参保政策，巩固扩大覆盖面
2010年各地要在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保率，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率要达到80%，有条件的地方要力争达到90%，并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
各地要适应就业形式多样化和人员流动加剧、城镇化速度加快的形势，在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有关政策。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与此同时，各地要确定简捷规范的工作程序，做好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工作，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参保和享受待遇。
要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参保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高校组织参保的作用。鼓励有经济负担能力的大学生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并切实做好居民医保与商业保险的衔接，通过多层次保障体系，提高大学生医疗保障水平。
要着力探索缴费年限与待遇水平挂钩办法，有条件的地区要探索在较大范围内统一不同医保制度间缴费年限换算累计等办法，鼓励居民积极连续参保。
二、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健全筹资机制
2010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12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60元给予补助，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同比例提高。地方财政负担确有困难的，提高补助标准可以分两年到位。省财政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补助力度。要按照高校的隶属关系落实各级财政对于公办、民办和企业办高校学生参保的财政补助。各地要通过医疗救助等渠道，加大对各类困难人群的帮助力度，确保困难人群参保。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补助标准安排预算，按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拨付补助资金，不得滞拨、缓拨。
在财政补助标准提高的同时，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情况，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水平。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的精神，进一步完善筹资政策。
三、提高待遇水平，逐步减轻参保人员个人负担
在提高筹资标准基础上，各地要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立足于减轻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科学测算，合理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待遇水平。
要坚持基本保障，适当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引导参保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重点解决大病重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过重问题。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制度间待遇差距，体现制度公平性。
提高待遇水平要优先考虑提高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减轻大病重病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2010年居民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要提高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要逐步提高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原则上参保人员住院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要达到60%，二级（含）以下医疗机构住院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要达到70%。各地要按照《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09〕66号）要求开展门诊统筹工作，今年要在60%的统筹地区建立城镇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医疗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地方，可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医疗负担过重的大病重病患者的保障力度。对儿童重大疾病患者，可以通过探索到指定医疗机构诊治、医疗保险基金对医疗机构按病种限额或定额结算、适当降低个人自付比例等方式，进一步减轻个人负担。
要将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和产前检查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四、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提升经办能力和水平
要切实加强基金管理，认真执行《关于加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08〕116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09〕67号），严格掌握基金支付范围,居民医保基金只能用于参保人员住院和门急诊医疗服务费用支出。要做好基金会计核算和统计分析工作，建立基金运行情况分析和风险预警制度，合理确定基金结余水平。要强化基金监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杜绝挤占、挪用、骗取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基金安全运行。要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提升基金共济能力。
要强化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就医引导机制，结合开展门诊统筹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用。根据各地基金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基金支付范围。要将自费药品和诊疗项目的控制指标纳入协议管理范围。完善费用结算办法，加快推进按病种、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充分利用有关部门制定的临床路径等标准，合理确定结算标准。对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医疗机构，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给予合理补偿。要完善定点医疗机构考核评价体系，合理确定考核指标，实行定点医疗机构的分级管理，引导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控制服务成本。要强化监督检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要统筹加强社区服务平台建设，提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能力，对社区和学校应参保人员进行全面登记，了解掌握参保人员情况。要按照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设立更为灵活的缴费时间和待遇享受时间，方便居民参保和待遇享受。要规范管理服务行为，制定高效合理的经办服务流程，及时发放医疗保险证等凭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建设，80%以上的统筹地区要实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的直接结算。要切实按照规定，加强区域间、不同医疗保险制度间经办机构协作，做好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和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管理服务工作。
今年是完成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工作目标，巩固和完善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关键一年。各地要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坚持统筹协调，做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相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制度的衔接，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抓好落实。各省（区、市）要切实承担责任，制定工作方案，加大对统筹地区的指导和监督。各统筹地区要制定具体实施计划，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将对各地工作落实情况适时进行督查。各地要加强宣传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要注重制度和机制创新，积极探索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上报。
二○一○年六月一日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0年6月3日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因产品缺陷引起消费者人身、财产的严重损害所导致的纠纷不断增多。在“丰田汽车召回门”中，“同车不同命”的遭遇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件的发生，再次凸现了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消费者需要平等的权利。要保证产品召回的有效运行，除了完善的制度外还要权威有力的产品召回行政主管机关。本文试图以此出发，对我国产品召回制度中监管者的权责进行初步的研究，从而对完善产品召回制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一、产品召回制度中的监管主体
产品召回的监管者，是指承担监督和管理市场产品质量和厂商缺陷产品召回行为职责，当厂商不召回缺陷产品时，指令厂商召回缺陷产品的政府机关。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中没有对产品召回制度作出规定，有关产品召回的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中。根据《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试行）第 9 条规定，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医疗器械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全国医疗器械召回的管理工作。根据《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 9 条规定，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药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全国药品召回的管理工作。根据《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第 4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儿童玩具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儿童玩具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 5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 6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缺陷汽车召回的监督工作，国家质监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全国缺陷汽车召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缺陷汽车召回的有关管理工作。总体来讲，我国现阶段的产品召回工作主要由国家质检部门负责，再联合其他单位，但实际操作中没有一个部门可以一管到底。
由此可见，我国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层级较低，局限于部门立法，缺乏统一协调。产品召回的监管职责主要由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等专业性较强的产品由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以上规章都规定，由省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召回工作，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组织协调，这种划片管理的方式看似合理，其实不然。在物流极其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已脱离了地域的限制，在全国市场内流通，由于各省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也容易造成不同省份之间相互推诿，这与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对时间的要求是相悖的，从而造成对消费者保护的不力。事实上，从我国实施召回制度至今，也尚未有一例召回是由省级职能部门发出的。
主管机关的不明确会给产品召回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造成不同行政机关在产品召回管理职权上的相互争夺或者推诿，这与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对时间的要求是相悖的，从而造成消费者保护的不力。多部门管理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导致了部门间职责划分不清、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权责部门，造成了有法可依却无人执行的尴尬局面。在产生纠纷时，消费者也无法分清该去哪一个部门进行投诉或者维权，就只能依仗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力量，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被赋予了法律职能，但其毕竟不是行政执法机关。
例如，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我国食品召回管理工作采用食品召回“二级监管”的模式。国家质检总局在职权范围内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组织开展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法》又规定，县级以上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所以，责令召回的主体是国家质检总局，具体到地方政府质检部门是否具有责令召回的权限，召回工作监督职责范围大小等，规定相对模糊。食品召回涉及生产运输销售多个环节，多个部门同时监管往往会职责不清，实际上也为地方职责部门推诿责任提供了“灰色空间”。加之多数大型民营企业往往是本地区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加深对企业的偏袒，甚至为追求经济利益产生官商勾结。在金浩茶油事件中地方政府秘而不宣，监督部门的理由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其中暴露出的食品召回监管问题已是不言而喻。[1]
笔者建议，可以考虑由一个机构担当监管者，负责所有产品的召回工作；再分门别类地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将一些特殊产品的召回工作交由其他机构负责，如目前已经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等。从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出发，这个机构适宜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担任，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信息发布、产品召回等工作。当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产品召回制度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国务院直属的产品召回行政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对全国的普通产品召回实施监管。而对于各类特殊产品的召回，比如汽车、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设备等专业性较强的产品，则由其授权各主管部门实施监管。
二、产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权责
（一）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概述
产品召回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企业得知产品存在缺陷，主动从市场上撤下产品；还有一种是监管机关要求企业召回产品，即分为主动召回程序和指令召回程序。无论哪种情况，召回都是在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督下进行的，监管主体的监管在产品召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分别从主动召回和指令召回这两种程序出发，分析世界各国的监管主体在产品召回中应承担哪些权责：
1． 主动召回程序中的监管权责。主动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销售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或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主动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并消除危害的制度。目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大部分的缺陷产品召回是主动召回，只有极少比例为指令召回。在主动召回中，监管主体的职责主要为：
（1）登记、备案产品缺陷报告。在产品召回中，主管机关的监督职责包括制定召回标准、判断是否需要召回、帮助企业制定召回计划、监督企业公布召回信息等。这其中，要求监管主体必须对企业与召回相关的信息有充分全面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最初就来源于企业的产品缺陷报告。因此，很多国家都规定企业如发现了缺陷产品可能导致召回时，有义务通知或报告行政主管部门，这种义务实质上是一种事先的报告义务。比如，日本《机动车形式制定规则》规定了制造商通过消费者或者销售商发现同一形式的缺陷后，生产厂家先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如确属设计和制造原因，应立即向国土交通省提出召回申请。
一般来说，报告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并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内容包括召回产品的完整信息和相关主体的各种联络方式。[2]对于监管主体来说，其权责是对厂商的产品缺陷报告如实登记和备案，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与核实。
（2）对产品缺陷进行风险评估。企业向主管部门提交缺陷报告并不代表一定召回该产品，是否召回取决于监管主体的分析、判断。如果存在缺陷，就须对该缺陷可能造成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进行召回。构成召回的缺陷标准一般认为应对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实质性危害，比如汽车产品一般涉及安全、环保等。美国作为召回制度的发起国，对缺陷产品的风险评估的法律规定也是最为完善的。除汽车外，一般产品的实质危害的认定主要依据其《消费者安全保护法》第 15 条，主要考虑产品的缺陷模式、交易中缺陷产品的数量分布、风险的严重性、伤害的可能性等因素。
这种评估一般由监管机构下设的专业评估机构完成，也可以委托社会上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因此，在对产品缺陷报告进行核实后，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把可能存在缺陷的产品交由权威的质量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对产品可能引起的危害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厂商需要采用的召回措施，从而尽可能减少缺陷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损失。
（3）审查召回计划。监管部门的评估报告如果认定产品存在缺陷并应当召回，企业应立即停止该产品的生产、进口和销售，通知零售商撤柜；另一方面应根据产品的缺陷等级、销售区域、流通数量等制定缺陷产品的召回计划。准备和维持一个具体的书面召回计划，这将使召回快捷有效。召回计划的制定是产品召回实施的成败关键，一个完善的召回计划对顺利召回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召回计划的制定因情况而异，但一般来说，一份完善的召回计划大致包含下列内容：①召回深度，即召回产品所处的销售层次，如消费者或用户层次、零售层次、批发商层次；②召回联络方式，包括所有涉及者的联络方式；③公开警告，告知公众所涉及产品的危害性，阻止大家继续使用该产品；④针对召回所采取的有效监督检查。[3]
（4）信息公布。监管部门应配合厂商进行产品的缺陷警示，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产品缺陷警示和召回信息，并要求企业通过指定的公众新闻媒介按照指定的形式公布相关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及时了解。
（5）监督召回实施。在产品召回实施过程中，监管主体需要对企业的修理、更换、退货等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节和裁判。
2． 指令召回程序中的监管权责。指令召回指监管主体获悉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所生产、进口、销售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或安全的缺陷时，指令其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并消除危害的制度。一般是在厂商没有及时履行责任或逃避责任时，行政主管部门所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是在召回法律关系中最能体现监管职责的方式。在指令召回中，监管主体的职责主要为：
（1）发现缺陷产品。由于监管部门精力和行政成本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企业的情况都随时随地全面掌控，因此，企业自身的缺陷产品报告依然是监管部门了解缺陷产品信息的重要来源。如果企业为了逃避责任之情不报，监管主体有权给予罚款，并视情节可要求企业承担刑事责任。除此之外，监管机关会通过各种方法了解产品信息，消费者投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监管主体应设立各种渠道方便消费者及时反映产品信息，鼓励消费者监督和查询。例如，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的机动车安全热线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投诉，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建立了政府网站用来公布近十年来有关汽车召回的数据。[4]此外，主管部门还应定期对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查或调查相关部门的记录，通过各个相关部门的数据库了解不安全产品的信息。
（2）对产品缺陷进行风险评估。该职责与主动召回程序中的基本相同。
（3）通知召回。风险评估后如果需要召回，监管主体应通知厂商准备召回事宜，敦促其制订召回计划，实施召回；如果企业不主动召回，监管主体应强制其召回，发出召回命令；如果企业对召回命令不予执行，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被提起诉讼。召回的命令中应包括召回的原因、调查评估的结果、召回产品的范围和时限等。
（4）信息公布。监管部门应要求厂商进行产品的缺陷警示，该职责与主动召回程序中的基本相同。
（5）监督召回实施。在作出责令召回的决定后，行政机关还应对生产企业实施召回的情况进行监督。主要包括生产企业应定期向行政机关报告召回的实施情况，行政机关对召回的总结报告进行审查、评价等。行政机关在审查后认为生产企业的召回不彻底或者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的，可以要求生产企业重新召回或者扩大召回范围。
（二）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的分析与建议
1． 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权责缺位。监管主体在产品召回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监督职责。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7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实际上，我国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发挥事先监督的作用，只有在造成伤害后，才会进行处理。目前，国内对诸如有质量问题或者不合格的缺陷产品的处理，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该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对于批量生产出现的缺陷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害，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管理、惩戒，并促进企业进行改进、弥补产品缺陷等的管理仍显乏力。西方国家尤其是以德国为代表，在发现食品等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致人死亡时，会对企业处以很重的惩罚，有时甚至让企业不能翻身只能破产。但中国的惩罚程度对企业来说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这也是很多企业侥幸隐瞒其产品缺陷试图逃过一劫的原因。
同时，对监管机关和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不重视，处罚力度不够，以其他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也成为相关部门对产品安全监督不作为的因素之一。例如，我国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政府监管不力的责任，但责任形式仅涉及公务员的内部行政处分责任，对外部行政责任未作规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安全监管立法中，产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根据产品安全的相关规定生产、加工、销售产品，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产品安全负主要责任；承担产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政府为第二责任主体，制定合适的产品安全法规并监督其施行，必要时采取制裁措施。而在我国产品安全立法中，更多的强调产品生产加工参与者的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却比较小。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适应产品安全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需求。所以，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势在必行，以切实履行对产品的安全监管职责。
2． 完善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的建议。形成有效的监管主体监管责任追究制度，需完善产品监管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规范行政责任构成要素，同时加大对政府的惩罚力度，这符合“有权必有责”的法治理念。
（1）完善产品质量标准。要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首先需要确定缺陷存在与否。因此，标准的设立就至关重要。是否存在缺陷，需要跟权威标准作对比。完善的质量标准和先进的检验检疫技术是产品召回坚实的技术支撑，成功的召回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工作，没有科学的检测手段和检测标准，就无法评估产品是否安全，更谈不上召回。产品的质量标准包括产品安全卫生、原材料、加工过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强制性质量标准以及产品质量管理、监督、鉴定、认证等过程中的程序性要求。虽然我国监管部门也颁布了大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依然存在法律位阶低、内容不完整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标准体系混乱：①标准重复制定、政出多门，使用者无所适从。②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大量重复、过期的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有待清理。
现在世界上产品安全法发达的国家都确立了严密、科学的标准体系。例如，美国制定的包括技术法规和政府采购规则在内的标准有 5 万多个，私营标准业协会、行业协会等制定的标准也在 4 万个以上。如此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先进的技术来自于对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的重视，美国产品召回监管部门每年约有 7 亿美元的经费支持标准的研究和制定。[5]这些无疑使美国在产品召回级别的认定上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快速反应能力。所以，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是召回监管主体履行其权责的基础。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指一旦决定召回，企业必须单独或者与监管部门联合通过各种途径向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告知相关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及时得到补偿的制度。因为需要召回的产品大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让公众得知便成为召回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召回企业有义务尽快通知到每一个消费者，召回信息的发布应该和正在召回的产品的风险及召回计划相匹配。公布的信息应包含：告知召回产品的消费者其所使用的产品正进行召回，库存产品的进一步销售和使用应立即停止，召回企业的销售商应以此通知到其顾客，对消费者如何处理产品进行指导。信息披露的途径包括：新闻发布会、视频信息发布、平面新闻媒体广告、海报、信函、免费电话及传真等。
无论是主动召回还是指令召回，监管主体都有义务敦促企业及时、充分、真实、准确的完成信息披露，以便于消费者尽快知悉信息并采取有效措施。任何在信息公布上的隐瞒、懈怠，都是监管主体权责的缺失。
（3）建立产品安全综合评估机制。对产品的安全指数进行及时发布，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整理，进行食品安全动态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并且由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当食品安全的监测与评估结果具备问责的启动条件时，政府主管部门就要对企业采取问责措施。
（4）统一协调的产品安全信息监测、通报、发布的网络运行体系是问责制有效运行的必要手段。通过在各地设立的监控点随时采集产品安全领域的重要信息，一旦有质量事故发生立即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使政府主管部门立即启动问责机制，减少产品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同时通过监测网络定期向公众发布产品检测信息、召回信息及国外发布的产品安全信息等内容，通过这一平台也可以引导公众参与到产品安全的管理中。在问责结束后通过信息发布机制，尽快对问责调查结果与处理结果做出说明。
注释:
[1]付一津、石江水：《论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从金浩茶油密召事件切入的分析》，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2]贺开铭：《日韩汽车召回及三包制度考察报告》，载《中国汽车报》2003 年 2 月 11 日。
[3]徐士英：《产品召回制度：中国消费者的福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2 －173 页。
[4]王晓梅：《“以人为本”——美国、法国、日本如何看汽车召回》，载《经济参考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5]黄琴英、姚淙：《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9 期。
出处:《法学杂志》2012 年第 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