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5：关于 “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
商务部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附件5
关于 “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
一、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制定本附件。
二、除非《安排》及其附件另有规定，《安排》及其附件中的"服务提供者"指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其中：
（一）“人”指自然人或法人；
（二）“自然人”：
1．对内地而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对香港而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三）“法人”指根据内地或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法律适当组建或设立的任何法律实体，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无论属私有还是政府所有，包括任何公司、基金、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协会（商会）。
三、以法人形式提供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标准：
（一）除法律服务部门外，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在内地提供附件4中的有关服务时应：
1．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或登记设立，1 并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法例如有规定，应取得提供该服务的牌照或许可。
2．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其判断标准为：
（1）业务性质和范围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应包含其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2）年限
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在香港注册或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3年以上（含3年），2 其中：
提供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在香港注册或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5年以上（含5年）；提供房地产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年限不作限制；
提供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即香港银行或财务公司，应在获得香港金融管理专员根据《银行业条例》批给有关牌照后，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5年以上（含5年）；
提供保险及其相关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即香港保险公司，应在香港注册或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5年以上（含5年）。
（3）利得税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期间依法缴纳利得税。
（4）业务场所
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其业务场所应与其业务范围和规模相符合。
提供海运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应有50%以上（含50%）在香港注册。
（5）雇用员工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雇用的员工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单程证来香港定居的内地人士应占其员工总数的50%以上。
（二）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律师事务所（行），申请在内地提供附件4中的有关服务时应：
1.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例登记设立为香港律师事务所（行）并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
2.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的独资经营者及所有合伙人应为香港注册执业律师。
3.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的主要业务范围应为在香港提供本地法律服务。
4.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或其独资经营者或合伙人均依法缴纳利得税。
5．有关律师事务所（行）应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3年以上（含3年）。
6．有关律师事务所（行）应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四、除非《安排》及其附件另有规定，以自然人形式提供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五、内地服务提供者应符合本附件第二条的定义，其具体标准由双方磋商制定。
六、香港服务提供者为取得《安排》中的待遇，应提供：
（一）在香港服务提供者为法人的情况下，香港服务提供者应提交经香港有关机构（人士）核证的文件资料、法定声明，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出的证明书：
1.文件资料（如适用）
（1）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副本；
（2）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登记证及登记册内资料摘录的副本；
（3）香港服务提供者过去3年（或5年）在香港的公司年报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4）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的证明文件正本或副本；3
（5）香港服务提供者过去3年（或5年）利得税报税表和评税及缴纳税款通知书的副本；在亏损的情况下，香港服务提供者须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其亏损情况的证明文件；
（6）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的雇员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副本，以及有关文件或其副本以证明该服务提供者符合本附件第三条第（一）2款第（5）项规定的百分比；
（7）其他证明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业务性质和范围的有关文件或其副本。
2.法定声明
对于任何申请取得《安排》中待遇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其负责人应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及声明条例》的程序及要求作出法定声明。4 声明格式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磋商确定。
3.证明书
香港服务提供者将本附件第六条第（一）款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文件资料、法定声明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简称工业贸易署）审核。工业贸易署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政府部门、法定机构或独立专业机构（人士）作出核实证明。5 工业贸易署认为符合本附件规定的香港服务提供者标准的，向其出具证明书。证明书内容及格式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磋商确定。
（二）在香港服务提供者为自然人的情况下，香港服务提供者应提供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证明，其中属于中国公民的还应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三）本附件第六条第（一）款第1项和第2项、第（二）款规定的法定声明、自然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以及工业贸易署认为需要由律师作出核实证明的文件资料，应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七、香港服务提供者向内地审核机关申请取得《安排》中的待遇，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在内地提供附件4中的服务时，向内地审核机关提交本附件第六条规定的文件资料、法定声明和证明书。
（二）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核权限，内地审核机关在审核香港服务提供申请时，一并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进行核证。
（三）内地审核机关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资格有异议时，应在规定时间内通知香港服务提供者，并向商务部通报，由商务部通知工业贸易署，并说明原因。香港服务提供者可通过工业贸易署向商务部提出书面理由，要求给予再次考虑。商务部应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回复工业贸易署。
八、已在内地提供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取得《安排》中的待遇，应按照本附件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申请。
九、本附件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附件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附件于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1 在香港登记的海外公司、办事处、联络处、“信箱公司”和特别成立用于为母公司提供某些服务的公司不属于本附件所指的香港服务提供者。
2 自《安排》生效之日起，双方以外的服务提供者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取得香港服务提供者50%以上股权满1年的，该被收购或兼并的服务提供者属于香港服务提供者。
3 申请在内地提供海运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另外提交文件或其副本（已核证）以证明其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有50%以上（含50%）在香港注册。
4 任何人如按《宣誓及声明条例》故意作出虚假或不真实声明，将根据香港法律负刑事法律责任。
5 在电信部门中，有关提供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的业务性质和范围，工业贸易署应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电信主管部门作出核实证明。
浅谈对法官的人身保障
朱宏
[内容提要] 本文从近两年来法官被侵权， 受伤害的案件逐年呈上升声势的调查报告入手，对当代中国法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所处于的社会地位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中国法官属于权、责、利极度不均衡的社会群体，并阐述了这种现状必然带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进而从法官自身、法官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工作性质、社会体制等几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结合上述现象、原因，进一步的阐述作者对改变中国当代法官地位发挥法官作用的几点浅见。
[关键词]法官 权益 保障
法官被誉为公平正义的“保护神”，是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承担着定纷止争的社会职责，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格局在重新组合分配，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纠纷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而法官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则不可避免的处于了社会矛盾的中心点上，然而这个解决纠纷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如何呢，其是否能承担起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呢?事实证明情况十分不尽人意。具相关报道显示，近两年来法官被侵权、受伤害的事件呈上升趋势，以江苏省为例，2005年上半年全省发生法官被侵权、受伤害的事件就达80余起，聚众围攻、辱骂、殴打法官的35起；以自杀相要挟的22起，聚众围堵法院、哄闹冲击法庭、扰乱审判秩序的16起，扬言报复法官的7起，而经过调查，这些法官又大多是无辜的，从以上调查显示法官这一承载着广大民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的群体的人身所受到的威胁已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承载的限度，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当代中国的法官境遇如此艰难呢？我们应从哪些角度来努力改变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呢，下面笔者仅就这几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及其负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的体制缺乏一套完善的保护法官不受权力侵害的职业保障制度。
虽然《宪法》与《法院组织法》均明文规定“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在实际中这一条规定却缺乏操作性，中国法官在经济上、在组织关系上，甚至于人身安全方面都要受制于人，时刻要服从于地方行政长官，因为你进不进法院、出不出法院，人家有决定权，给你多少办案经费，给不给你办案津贴都在行政长官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法官想赢得职业上的尊敬和职业继续发展的资本不仅仅是你做得公正就能得到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官又承载着广大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思想意识激荡碰撞，各种思想利益不断组合，社会矛盾呈多发性、多样性，中国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则不可避免的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承载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上述情况的复杂性所产生的这种权、责、利的极度不均衡状态使当代中国法官的境遇十分艰难。
（二）中国法官的人身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
审判是一种“黑白分明”的结果，一方胜诉，一方败诉，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如果当事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判决结果就不会有上述法官受侵害的行为，但往往有些性格偏执的当事人不能接受判决，输了官司便迁怒于法官，赢过官司执行不 到位还要怪罪于法官，而一旦出现伤害法官的事件时，又缺乏对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中，对危害法官的行为的制裁仅局限于经济与行政上的处罚，刑法保护力度不够，在刑事制裁范畴内，只在《刑法》第309条规定了“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才定罪，并且针对的只是对扰乱法庭秩序，并且还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非针对法官个人人身安全被侵害的情况，故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没有相应的必要的自我防卫手段，法院内部对法官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又缺少相应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对施暴者，法律制裁手段又欠缺，一般仅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司法拘留，可以说，这样的惩罚措施对少数不法分子的威慑力并不大，从以往的情况看因加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而作为执法者的法官又大多息事宁人，很少有起诉民事赔偿的，故当代中国的法官已与刑警一样成为了“高危人群”。［1］
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集中体现在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确立上，而这一要件实现的载体在法官身上，当代中国的法官承载着广大民众对公正正义的渴望，肩负着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社会责任，然而法官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情况屡屡发生，愈演愈烈，法官的各项权益得不到实现，法官的这种境遇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矛盾日显突出，已经使司法的权威不断受到置疑，使司法始终未能确立起应有的公信力，这种恶性的循环使司法这架社会救济机器不能正常的运行，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就好比一个人的自然免疫机能受到的危胁，那么这个人的健康就没有了保障，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前涉法案件上访率的飞速提高便是司法公证力不足的危险信号所在，即司法这台社会救济机器的作用已不能起到应有的解决矛盾纠纷的终极作用，已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已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里程。
二、法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适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作为纠纷解决裁判的法官缘何成了“高危人群”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一）审判的客观性决定的。
审判是一种“是非分明”的活动，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就如一个比喻所说被告是违法者，而原告是维护法律者，被告制造了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的利益造成了破坏，而原告则要求被告恢复原有的法律状态从而涉讼，法官作为裁判者将原、被告利益依照法律重新分配进行确定，在这个确定的过程中他主宰着双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被告制造 新的权利义务状态首先其是认为合理的，而原告诉讼要求其恢复也是认为合理的，所以诉讼的双方都抱着自己有理，自己应胜诉的理念去参与诉讼，必将在案件的审理中均对法官怀有很高的期望，但审判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有一方被否定，甚至双方均被否定，有些时候，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一方就会产生很深的失望，甚至会对法官产生怨恨情绪，特别是法官在判决时可能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力或其他原因使判决的结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或当事人理解的公正与法官理解的公正出现不一致时，当事人很少有从自身找不足的，而往往迁怒于法官，但客观的讲，事实不可能再现，法官是通过证据来证实事实的，而当事人则只认可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事实，这二者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往往会导致个别当事人做出偏激的行为。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救济途径又将法官推到了最前沿，其承载着与其社会地位极不相付的社会责任。［2］
（二）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近年来法官无论在政治素质上还是在业务素质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极少数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执法，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待当事人、来访群众存在态度不友善，不够耐心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者是有的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索贿受贿、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行为直接影响法院的形象，损害司法的权威，丧失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一旦觉得纠纷的裁判者法官在言行、态度乃至形象上存在不公正的倾向就会与法官产生对立情绪，利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容易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
（三）法官人身安全保护的力度不足。
从我国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当代中国法官的从业资格与从业道德在规定上可以说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较之这方面的规定来看，关于中国法官人身权利的保护却少之又少，只有《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了“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而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执行起来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法院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内部保护机制，故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不敢与伤害人发生正面冲突，自我防卫手段又相对欠缺，法官一旦遭受到当事人、案外人的伤害时，一般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就是予以司法拘留等经济、行政手段来处罚，加害人伤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而法官为息事宁人，起诉民事赔偿的也就更少了，这些欠缺使法官成为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又缺乏保护的群体。
（四）法院内部缺乏对法官人身伤害的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
首先法院内部法警的内保机制不健全，加之法院的人员一直都很紧张，可法警大多由审判人员来兼任，除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审理执行时，一般就是一审一书，一旦发生当事人扰乱法庭秩序及侵害法官人身权的暴力抗法事件，审判人员就相对显得势单力薄，很难控制局面，而抗法事件发生后又无紧急的应急处置措施，往往要临时的组织各部门的干警一起扑火，有时还要临时向公安机关求援才能平息违法行为，然而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对措施很难实现对时刻处于矛盾交汇处的法官的人身不受到侵犯。
三、如何维护法官的权益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活动，如何使法治在我们的社会成为主流，从某种角度讲其力量应取决于或等同于法院的公信力，可以说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司法权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维护法律实施者法官的权益则必然的成为了维护尊严的需要，成为了实现公正司法、文明司法必然要求，如何来维护法官的权益呢？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必须使法官的权益得到社会的认同。
法官的权益应当包括依法接受任免权，依法行使审判权、生命权、名誉权、休息权、控告权和晋升权等十项权益，作为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必须让其权责一致，让其拥有维护公正的能力与保障，在法律、政策上对法官的权益予以确认，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在国家政策及舆论主流上对法官的权益予以肯定，让法官群体都能润泽在权益保护的阳光之下，才能使法官自觉、自主、能动的去推动司法权的有序运行，去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审判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