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2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是：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疏导调解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消除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四）严密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是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堵塞犯罪空隙；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治安防范制度，推行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
（六）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切实加强领导。要采取措施组织、协调和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第七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八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社会群防群治组织所需经费，经当地人民政府按规定审批后，可以由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按照自愿、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适当筹集。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 省、市、县（市、区）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对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出部署，并监督实施；
（三）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综合治理措施；
（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依照规定建议或者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奖惩事项；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事项。
省、市、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第十条 街道、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
（二）制定本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检查、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三）建立群众治安防范组织，开展治安防范活动以及军民、警民联防活动；
（四）建立健全群众性帮教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有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五）指导、帮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本地区其他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六）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街道、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办事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设立相应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向本单位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二）组织实施本单位的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维护内部安全；
（三）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本单位的违法犯罪案件；
（四）调解本单位内部或者与本单位有关的民间纠纷；
（五）教育、管理本单位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有轻微违法犯罪人员；
（六）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居民、村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二）动员、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
（三）组织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教育和管理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轻微违法犯罪人员；
（四）反映居民、村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和要求；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十三条 各部门都应当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要求和工作范围，明确本部门、本系统的职责，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承担起共同维护治安的社会责任。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提高侦查破案能力，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打击和查禁、取缔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和完善人民警察巡逻制度，强化城市管理；加强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暂住人口的治安管理，检查指导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
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工作；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和保外就医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考察；对院外执行的劳动教养人员加强管理教育；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罪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及时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做好免诉人员的帮教和考察工作；加强对被判处管制、缓刑等监外执行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监督；加强劳改劳教检察，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工作；向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
出检察建议，协助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建立健全少年法庭和少年审判合议庭，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少年；对判处管制、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人员进行考察，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罪犯减刑、假释工作；加强民事、经济、行政审判和告诉申诉工作，及时处理各
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开展司法建议活动，促进有关单位消除治安隐患。
第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工作，推动各部门、各单位普及法律常识；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调解各种民间纠纷；贯彻国家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工作方针，加强劳改劳教场所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组织乡镇、街道和所在单位落实对刑满释放、解除
劳动教养人员的接续帮教工作。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依法做好婚姻登记工作，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的发生；收容遣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配合有关部门收治城市中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精神病人；做好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及调处边界争议的工作。
第十九条 人事部门应当参与研究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干部的编制调配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把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纳入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考核、任免、奖惩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第二十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依法查禁反动、淫秽的书刊和音像制品；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第二十一条 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抓好学生的品德和日常行为的教育和管理，积极开展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做好后进生、常旷生、劣迹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加强校园秩序管理，会同公安部门办好工读学校。
第二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管理，依法查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违法活动；加强对经营单位和个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制止非法经营；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和查禁、取缔在公共娱乐场所发生的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三条 劳动部门应当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做好城镇失业待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加强对用工单位的监督检查，做好劳动争议的仲裁工作。
第二十四条 城市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消防部门加强建筑安全防范设计的审核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清理整顿公共场所和市容市貌，搞好公共交通和风景名胜区、公园的治安秩序，加强对外来施工队伍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做好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的运输管理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维护和整顿车站、码头、机场的治安秩序，打击车匪路霸犯罪活动，严格做好易燃、易爆、剧毒物品的查堵工作。
第二十六条 邮电部门应当加强对邮政、电信的保卫工作，维护好正常的邮政、电信秩序；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防范和打击盗窃邮电票款和邮件、盗窃破坏通信线路及其他通信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七条 卫生医药部门应当加强对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的管理，取缔非法行医；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戒毒和禁止吸食毒品工作；做好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康复工作，做好性病、艾滋病的监测、检查和治疗工作。
第二十八条 金融保险部门应当加强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堵塞漏洞，预防盗窃等犯罪案件的发生；把开展保险业务与安全防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支持安全防范设施建设，鼓励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犯罪活动。
第二十九条 旅游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设施和场所的管理，防止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治安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和查禁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及时发现通缉在案的犯罪分子。
第三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对其成员和联系的群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帮助正确处理好工作、学习、婚恋、家庭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宣传和表彰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先进人物；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
第三十一条 驻省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支持和配合地方政府搞好社会治安；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严防盗枪、抢枪案件的发生。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做好家庭安全防范工作。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建立奖惩制度。单位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和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及治安责任人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
第三十四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区、单位及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由人民政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坚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机构，做到有领导负责、有工作人员、有具体措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的；
（二）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在打击犯罪、治安防范、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治安管理和安置帮教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突出，治安秩序、社会风气良好，群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三）本地区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没有发生重大恶性案件，社会丑恶现象得到遏制的；
（四）本单位坚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制度化，内部治安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刑事案件，干部职工没有违法犯罪的；
（五）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出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五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地区和单位，经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决定，当年不得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其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治安责任人，当年不得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并视情节由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领导不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机构不健全，造成本地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不落实，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三）对内部矛盾纠纷不及时消除和化解或者处置不力，致使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治安的；
（四）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有意隐瞒不报、作虚假报告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其他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公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社会保障，按照《辽宁省奖励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26日
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和展望
欧锦雄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引进和传播”、“实践和巩固”以及“发展和困顿”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的主流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并经过我国吸收、消化和发展后而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常称“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同时，一些刑法学者也提出了多种新的犯罪构成理论主张。在未来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中，我国应对中外各种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促进中国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保证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基本统一的法言法语和相对统一的定罪判断标准，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理应继续成为我国未来的主流犯罪构成理论。
关键词：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主流、传统、苏俄、德日、发展、展望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它是指导我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前，旧中国广泛适用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德日犯罪成立理论，但是，自新中国废除了旧法统的“六法全书”（其中包括刑法）之后，德日犯罪成立理论随之被废弃。后来，新中国开始引进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当前，我国的主流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对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适度改造后而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近年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德日犯罪成立理论取代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有的提出应引进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理论替换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犯罪构成学说，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辩护者也甚众。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繁荣促进了刑法科学的发展，但是，也引发了司法实务者的迷惘。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回顾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反思，并畅想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未来发展。
一、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
自我国推翻旧法统以来，德日犯罪成立理论逐渐销声匿迹，新中国刑法学转而引进了新的犯罪构成理论，即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1、引进和传播阶段，即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刑法典制定前。2、实践和巩固阶段，即1979年刑法典制定至1993年何秉松教授的犯罪构成系统论纳入法学本科教材阶段。3、发展和困顿阶段，即1993年至今。
（一）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引进和传播
1949年3月31日董必武同志签署的“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一切法律”的训令发布，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由此宣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法统在中国大陆的终结。随着旧法统的终结，依附其身上的旧法学，包括刑法学也完全终止①。旧刑法学中的德日犯罪成立理论自然也终止使用。为了填补刑法理论的真空，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引进当时的苏俄刑法理论，于是，一批苏联的刑法专家来到中国担任政法部门的顾问，到大学讲学，为中国培养青年教师，重要的苏联论著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②。
当时翻译出版的苏联刑法论著主要有：孟沙金任总编辑、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的《苏维埃刑法总论》、契希克瓦节主编、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维埃刑法总则》、苏联司法部法学研究所编《苏维埃刑法总则》，盖尔采宗编《苏联和苏俄刑事立法史料汇编》、《苏维埃刑法论文选择》（第一、二、三辑）、特拉伊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等③。自此，新中国正式播下了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种子，在苏俄刑法理论的影响下，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和北京政法学院刑法刑诉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195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初稿）》，1957年4月东北人民大学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张中庸编），1957年9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著和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1957年10月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则讲义（初稿）》。这些教材里的犯罪构成理论几乎是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翻版④。这表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已被我国刑法学消化吸收，并在新中国正式生根、发芽。
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每一犯罪构成系由以下四个基本因素形成起来的：（1）犯罪的客体；（2）犯罪的客观因素；（3）犯罪的主体；（4）犯罪的主观因素。这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缺一种，犯罪构成即不能成立犯罪⑤。在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下，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
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犯罪构成理论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和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十届三中全会以前，整个刑法界无人再谈犯罪构成理论，这整整沉寂了二十多年⑥。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并传播的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已在中国大陆播种、生根，为我国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知识储备。
在这一时期里，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仅为极少数刑法学界人士所掌握，在刑法学界有一定影响。新中国刑法起草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由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进行，从1950年到1954年9月写出了两个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共15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共76条）。1954年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又负责刑法起草工作，至1963年10月已写出33稿⑦。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刑法典在这一阶段一直未能产生。但是，由于参与立法的不少人员受过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影响，因此，在制定33稿刑法草稿过程中，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在立法者的脑海里应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因为我国刑法典在这一阶段并未产生，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并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对那一时期的刑事司法也未产生过实质影响。
（二）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实践和巩固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谈民主、谈法制的空气逐渐浓厚起来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0月作了一次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谈话后，中央政法小组召开了法制建设问题座谈会。从10月下旬开始，组成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对刑法草案第33稿进行修订工作，先后搞出两个稿子，在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推动下，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彭真同志主持下，从3月中旬开始对立法工作抓得很紧。刑法草稿是以第33稿为基础，根据新的经验和情况、问题，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做了较大的修改。先后搞了三个稿子。之后，经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后，于1979年7月10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中获得一致通过⑧。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是以1963年10月写出的刑法草案第33稿为基础修订的，而在制定这33稿的立法起草者以及于1979年参与制定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立法起草者中，不少人是深受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影响的，因此，可以认为，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制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为了培养刑法理论和实务人才和指导刑法的适用，我国参考了苏俄刑法教材并开始编写自己的刑法学教材。这些教材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以我国1979年刑法典的规定为素材，对来自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加以补充修改而形成的。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1982年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法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材，由高铭暄教授任主编、马克昌教授和高格教授任副主编，先后印刷23次，印数达100多万册。这本书所论述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长期在整个刑法学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被称为中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⑨。这一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所组成。这一教科书建立的刑法学体系（包括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为后来各种刑法论著和教科书所接受，成为各种同类著作的母本⑩。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有刑法学者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提出批评，但是，直至1993年何秉松教授主编的、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刑法教科书》发行前，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一直居于绝对的占导地位。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在广大司法实务者的脑海中形成了深刻的烙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采用，为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和困顿
自从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刑法学研究逐渐走向繁荣，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的刑法学者开始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随着刑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的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可喜现象。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越来越多，主要代表性观点有：（1）不要犯罪客体的“三要件说”○11。（2）不要犯罪主体的“三要件说” ○12。（3）犯罪构成仅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二要件说” ○13。（4）动态的“犯罪构成系统论” ○14。（5）德日犯罪成立理论取代说○15。（6）英美法系国家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完善说○16。面对猛烈的批判声浪，许多学者竭力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辩护○17。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繁荣促进了中国刑法学的发展。但是，自1993年7月何秉松教授将其创制的犯罪构成系统论写进其主编的《刑法教科书》并广为传播后，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一教材的出版标志着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绝对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200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张明楷教授著的《刑法学》教材，该教材采用的犯罪构成理论是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要件组成的“三要件说”，同时，其内容充满了德日刑法学的理论内容。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兴良教授主编的《刑法学》教材，这一教材完全用德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来编写。有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也完全采用德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来编写刑法学教材。这些刑法学教材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几本刑法学教材主要适用于广大的法律专业本科生，而深受这些犯罪构成理论影响的法科学生许多已成为了法律实务工作者。
从1993年7月至今，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犯罪构成理论，随着何秉松教授的犯罪构成系统论编入《刑法教科书》以及张明楷教授著《刑法学》、陈兴良教授主编《刑法学》的出版并广泛传播，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直至现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界依旧是主流的刑法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成果已呈膨胀发展之趋势，这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是否均可随意编入用于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刑法学教材之中？在中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可否任意采用一种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到公诉、辩护和审判业务中？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空前发展与其研究成果应如何转化为法律实务之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困顿。
二、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评价
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引进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刑法学的发展，为新中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作出了贡献，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对中国刑法学科建设的贡献
新中国刑法理论的引进和发展与我国政权的更迭及刑事法制建设具有密切关系。新中国在推翻旧政权后即宣布废除旧法统，旧中国刑法被废除后，指导其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德日犯罪成立理论随之被废弃。新中国需要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同时，也需要刑法理论的指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引进新的犯罪构成理论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由于当时世界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而中国与苏联具有亲如兄弟的紧密关系，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引进了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和德国的犯罪成立理论都是以费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即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是，却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苏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两个发展时期的优秀刑法学者渐进和接续研究而形成的理论成果○18。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因此，我国在20世纪50代初引进和传播苏俄犯罪构成理论，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合理的选择。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人们对早已引进的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消化和吸收，已形成适合我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需要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了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一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以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本框架，但是，在我国刑法学者的努力下其许多内容已赋予新的内容，其许多表述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已有不同。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近60年来，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指导下刑法学的其他相关理论也得到较快发展，从而为中国刑法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中国刑法学科已经成为一门较为完善的法律学科。
近些年来，德日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英美法系双层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他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我国许多刑法学者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呈现出非常繁荣的景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对我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9年刑法制定前，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仅为我国极少部分的刑法学精英所掌握。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刑法立法起草活动中，苏俄犯罪构成理论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在这段时间里的刑法草稿均未能成为法律，因此，在这一时期里，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法立法未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在1979年刑法制定过程中，不少参与刑法立法的起草者曾学习和研究过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当时，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知识储备为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这样，当时的刑法起草活动自然会受到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影响，因此，对于我国1979年刑法典立法活动，苏俄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影响力的。自从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我国刑法学者消化和吸收了苏俄犯罪构成理论，根据自身的研究，重新表述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并形成了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我国1997年刑法典的立法活动，也是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下开展的。
20世纪50年代，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被我国引进和传播，但是，由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在1957年整风反右前未对我国刑法立法产生实质性影响。在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犯罪构成理论又被批判和全盘否定，因此，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前，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事司法几乎未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自从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我国刑法学吸收和消化了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而形成了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在中国刑法学教育中广泛传播，并在全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且简单易懂，易操作，已被广大刑事司法工作者普遍接受，成为侦查、公诉、审判和辩护等诉讼活动的普遍适用理论，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可行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刑事司法实践看，许多疑难、热点案件的争论主要不涉及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框架，引发争论的主要涉及刑法理念、刑法基本原则、立法缺陷等问题，涉及犯罪构成的理论缺陷的争论主要是犯罪构成四大要件之下的构成要素，如刑法因果关系，认识因素等。
这些年来，许多刑法学者对德日犯罪成立理论、英美法系双层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他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有了更多的比较参照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也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已在广大刑事法律实务工作者大脑里产生了烙印，因此，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依然有限。
（三）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现状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对我国刑法科学的发展、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发展无疑起到巨大的作用。目前，对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现状应如何理性评价呢？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未来发展。
1、对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思考
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几代刑法学人的努力，我国消化和吸收了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形成了中国语境下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 犯罪主观要件四要件组成。从逻辑学上讲，这四个要件是认定犯罪的充分必要条件。
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强调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行为要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才能定罪，其犯罪界限较为明确，这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它将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证明责任交由控诉方，这更体现了人权保障优先的理念。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是定罪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体现其具有较强的定罪逻辑性。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置于一个平面上比较分析，非常直观，它让问题显得简单、明了，在实践中具有易操作性。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组成，它包括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包含了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内涵，这不会导致主观归罪。由于只要不具备其中一要件就不构成犯罪，因此，它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理念。由于每个罪的犯罪构成四要件是根据刑法规范分析出来的，分析某行为是否符合某罪的犯罪构成，其实是在进行规范判断，不存在规范缺失问题。正因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操作，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此，被我国法律实务工作者普遍接受，并将这一犯罪构成理论普遍运用到刑事司法实践中。中国近三十年刑事司法实践证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是十分可行的。
任何一部法律均蕴含有若干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均需要协调和平衡，因此，任何一种法律理论均不可能十全十美，均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均可能存在缺陷，只要换一个观察视角，就会发现其缺陷的所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同样也不能例外。我国许多刑法学者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批判，其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有：（1）难以兼顾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2）重控诉机制而轻视辩护机制。（3）主观判断可能优于客观判断。（4）经验判断与规范判断纠缠不清。（5）强调静止性而否认过程性○19。（6）只具有入罪的入口而缺少出罪的通道，存在安全性上的问题。（7）这种理论体系所设定的思维方式与一般思维习惯存在一定距离，这是其操作性方面的问题○20。在这些批判意见中，有的是中肯的，有的是片面的。笔者认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总体上具有科学性，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许多罪种的犯罪客体未能在分则条文中明文规定。虽然犯罪客体是客观实在的，但是，它还是未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原则的要求。（2）阻却犯罪事由不能较好地在犯罪构成理论中解释。（3）分则规定的罪状构成未能一目了然。（4）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
我国有学者提出“刑法知识去苏俄化”，其认为，我国刑法学承续的基本上是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刑法学说，其政治上与学术上具有陈旧性，苏联犯罪构成体系仍然统治着我国刑法学，苏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逻辑缺陷○21，并认为，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应推倒重来，除了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取而代之以外，别无出路○22。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椎的。我国的刑法学确实是以苏俄刑法学为蓝本建构的，但是，经过我国消化、吸收和发展后已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刑法学，在20世纪后80年代的刑法学里包含有两大方面的知识：一是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二是犯罪构成理论和其他刑法知识。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知识里，诸如“阶级斗争理论”、“专政理论”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已随着社会的发展清理得一干二净，但是，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概貌依然保存，仍然存在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子。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中性理论。对于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我们不能因为其所来源的国家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否认其科学性。正如卫星和宇宙飞船，我们不能因它们是苏联首先制造而否认其技术的先进性。我们应明确一点，具有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并不一定具有良好的刑事法治。这只是实现良好法治的一个理论工具。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是师从苏俄犯罪构成理论而形成的，而对它全盘否定。
从前述分析中可知：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此，我们应理性地坚守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对于其存在的不足，只要稍加改造，就可让其更显科学性。
2、对当今琳琅满目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深思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曾留学或正留学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众多，翻译的外国刑法学著作也逐渐增多。学者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殊经历或好恶，主张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应采用某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或者以某国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创造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少刑法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犯罪构成理论或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改造。面对林林总总的犯罪构成理论，我们应持什么态度呢？
当前，世界正呈全球化发展之趋势，法律也呈现有全球化的特点，因此，学习和研究外国刑法及其犯罪构成理论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立法和促进我国刑事司法是大有裨益的。法学研究需要创新，创新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深化，为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发展储备将来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国对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是非常可喜的。
刑法学者将其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或其主张的某国犯罪构成理论发表于法学研究刊物上或出版专著，这是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有的刑法学者将尚未得到广大刑法学者和刑事实务界认同的、尚存在争议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编入刑法学教科书，并用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中国法律实务教育出现了以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为主流的刑法学实务教育，以及以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或其他创新犯罪构成理论为辅的刑法学实务教育的局面。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刑法理论体系和刑法观点将有所不同，多种差异较大的刑法理论同时应用于中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最终结局将是：中国刑事司法没有基本同一的法言法语，这必然会出现司法中的理论迷局○23。由此可见，中国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成果应如何转化为实践所用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展望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可促进刑法学全面发展。因此，在未来的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中，我们应对中外各种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创新研究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促进中国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未来中国刑法和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但是，在如何将犯罪构成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理论的问题上，我们应格外严肃地对待。笔者认为，中国法律实务教育应统一采用一种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其主流犯罪构成理论，并据此形成统一的刑法理论体系，从而保证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基本统一的法言法语和相对统一的定罪判断标准。这是防止中国刑法适用不统一的基本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