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朱曼姣
【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动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关键词】 辩诉交易 产生 可行性 设立 限度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近年来，辩诉交易制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的关注，并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的实行，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见，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司法界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的客观需要。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于法无据，且有悖于严肃执行，且我国现在不具备辩诉交易生存的环境，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三是等等看，现在可以对辩诉交易进行研究、探讨、待时机成条件具备时去搞效果会更好。①
在刑事犯罪不断飙升，被喻为“诉讼浪潮将淹没法院”的现实背景下，诉讼效率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何在不违背法律和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加快案件周转，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投入方面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之中，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我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辩诉交易对于我国来说是个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经验，逐步推开。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就要在借鉴的过程中作出严格的限制，完善其规范，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促进刑事诉讼多项价值目标间的协调实现。
一、 辩诉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辩诉交易，又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②
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考查，辩诉交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其一，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是通过其辩诉律师进行交易）；其二，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包括减轻指控罪、减少指控罪名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作出有罪答辩，即承认有罪。其三，通过交易所获利益，就控方而言是通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而免去了审判中的证明责任同时减少了败诉风险；就辩方而言，是获得较轻处罚的判决或者被减少了犯罪指控。其四，交易的形式表现为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其五，交易的律师后果是案件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院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应当说，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辩诉交易在美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辩诉交易的处于“地下状态” ③的，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以纽约市为例，据统计1990年犯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侦查阶段为作交易处理了，占54.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76%，不足一半。在起诉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全部案件的7.41%④。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但相比之下，这些国家辩诉交易制度都远没有美国发达，使用的范围要远小于美国，并受到诸多的限制。
二、 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从每年的两院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激增时期。以检察机关的统计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一年分别上升了17.6％和19.2％⑤。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并不具有太多的现实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程序创新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增进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的依赖与信任，无疑是务实的态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将一些较轻犯罪案件简化诉讼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虽然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对法院而言，审判压力有所缓解，但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成为我们法学界以及司法部分共同关注的话题。实践部分也开始探索，去年甚至出现了实际的案例⑥。首例辩诉交易案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辩诉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笔者认为，辩诉交易所具有的辩诉协商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将辩诉交易机制引入我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当然，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不可以像在美国那样占据体制中的重要位置。
笔者认为，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控辩双方以及法院乃至社会，都将带来裨益，具体而言：
首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表现为，在侦查阶段将会缩短破案周期；在起诉阶段，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出庭压力，集中力量办理其他重大的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也必将大大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并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维护。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公安、司法机关负担明显加大，在这样的情势下，采用快速便捷的诉讼程序成为必然要求。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公安、司法机关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办案的需要，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十分普遍。
无疑，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辩诉交易得以问世并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辩诉交易可以缩短法院处理案件的时间，为国家节省诉讼费用⑦。相比正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大大提高结案率，对于解决积案有很大的作用。
其次，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即因其认罪而免除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并可获得轻的处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辩诉交易，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尽快摆脱讼累，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再次，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以前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反常现象，大大降低了被告人认罪的积极性，导致被告人形成抗拒的极端心理，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
最后，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的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无疑渴望尽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尽快获得赔偿，辩诉交易恰恰能满足被害人的这一要求；而且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这一点在伤害以及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司法实践中，面对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发出的痛苦呻吟，司法系统却因自负枷锁不能给被害人以应有的补偿和慰藉。如果能够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中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尊重被害人参与交易权，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做协议的内容，无疑被害人的权利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总之，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增强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有利于节省各方的诉讼投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如果运用得当，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有着实行辩诉交易的客观需要。
三、 我国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一）辩护与代理制度已经初步形成框架
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总体上难以适应辩诉交易的需要，因此，从制度上保证被告人和被害人具备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就是推行辩诉交易所必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担任辩护人。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为被追诉方从事辩诉交易行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也可以聘请代理人，帮助自己进行有关诉讼行为。当然，就对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而言，目前制度仍然存在缺陷，但是，这种制度上的完善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总体上说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准备了初步条件。
（二）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观念基础
这里与辩诉交易制度推行有关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观念；一是公正观念。就前者而言，中国人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相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价值的辩诉交易制度应该能够为人们接受。就后者来说，人们的公正观念有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的变化。二是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在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的基本上，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受某种情况下的第二种正义。因此，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并非立法者的大笔一挥，而是在制度背后的观念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四、 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辩诉交易的设想
根据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和具体制度环境为辩诉交易制度所提供的生存空间以及实施辩诉交易制度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 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
我国1996年修正刑诉法确立了简易程序，为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简易程序在扩大适用面、增强适用率方面及提高简易化程度方面都需要作很大改进。而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和应用，正迎合这一需求，将使我国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快速化，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在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具有更易推行的基础。首先，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4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而辩诉交易在这类轻微犯罪案件范围内应用，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其次，辩诉交易不应用于惯犯、累犯案件及复杂的共同犯罪。当然，随着实践探索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以后可以适用放开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二） 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适用辩诉交易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只能是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就是说，案件有一定的证据，但证据未达到充分程度，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公诉条件，若作出不起诉决定，又不符合微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条件，若退回补充侦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证据有可能收集不到，反而使羁押期延长的情况。换句话说，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应当是有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没有必要适用辩诉交易，而应当通过简易程序来解决。
其次，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适用辩诉交易应当处理国家、被告人与被害人三方的利益，三方取得一致意见方能适用辩诉交易。笔者认为，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由于被告人在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方面常常存在欠缺，以及处于被追究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广泛参与并切实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方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禁止被告人与公诉人的交易，避免被告人不懂法律或谈判技巧而交易，损害应得利益。
（2） 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特别是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尤其是侵犯人身、财产案件，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损失得到满足，使被害人身心得安抚。如果被害人的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的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辩诉交易。
（三）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
辩诉交易的形式包括了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下的相对不起诉、减少指控事项和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请求，其中后两种形式都涉及刑罚让步的幅度问题。如果放弃刑罚的幅度过大，不仅有损司法正义，而且会使刑罚大减损应有的功能。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形：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还有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辩诉交易多发生在控方取证困难的场合，因而如证据已经充足，不存在被宣告无罪之虞，而且又不属于轻微犯罪，对于控诉方来说，自无进行交易之必要。
控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请求成为交易的结果时，法院通常必须满足这种请求，以体现和维护司法的诚信。但是，控方在以请求法院从轻量刑作为交易的代价时，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为此，应当限制轻刑罚的幅度。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意大利的做法，减刑幅度为1/4至1/3，类似这样一种限制方式有参考的价值。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过小都是不合理的。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被严重牺牲，具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小则缺乏吸引力而会大大降低成交率。因此，在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时候，有必要制度一个指导性规范，供控诉方提出量刑建议和法官审查量刑建议时进行参照。
（四） 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
如果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辩诉交易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而很难防止牺牲正义进行交易的情形。各种审查监督机制可能都很重要，或者说都不可缺少，它们能从各个方面对辩诉交易进行制约，防止其进行无原则的交易，但其中司法审查机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种制约才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直接否定一项错误的交易。司法审查意味着控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有义务接受法院的审查，而法官亦有权撤销公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的交易。笔者认为，法官在对辩诉交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时候，有两点必须作为原则予以明确：一是如果辩诉交易的内容只是减少指控，法官必须遵循无控诉即无审判的原则，不得主动直接进行干预。只有在被害人依《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直接进行起诉权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审查其交易的内容。如果辩诉交易确实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法院可以要求控诉机关重新考试交易内容，否则，法院可以依法直接受理被害人的起诉。二是法官不得滥用否决权。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制度一旦确立，应该保持它的公信力，法官有权推翻达成的任何交易，但法院也不得随意行使这项权力，否则辩诉交易便会名存实亡。
（五） 建立不正当交易的救济机制
实践表明，任何再完善的法律，都不可能天衣无逢。法律制定后，一经适用，都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担缺陷或者问题。因此，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无法完全避免，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正当交易的发生，或者在不正当交易发生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必须建立配套的救济机制。笔者认为，这种救济机制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建立制约机制，主要是指被害人制约机制、被告人制约机制、法官审查机制；二是审判监督程序对辩诉交易具有适用性。辩诉交易发生法律效力后，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证明交易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情形下达成的，或者说交易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那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辩诉交易案件并纠正错误，应该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会影响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影响辩诉交易制度的公信力和辩诉交易的成交率，因为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新审查一项辩诉交易是否损害了司法正义原则时，其标准与不存在辩诉交易制度情况下审查某项判决有无错误、是否公正的标准是有区别的。辩诉交易结案的刑事诉讼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判监督程序后是否改判，主要决定于原来的交易是否出自双方完全的自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是否与司法正义严重背离。通过上述两种救济途径，辩诉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害司法正义的错误将及时得到纠正。
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吸收西方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解决刑事诉讼效率的合理制度因素－辩诉交易。没有必要局囿于法系背景去看待传统的制度实践一项变革。同时，笔者认为以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而否定和抹煞辩诉交易的应用价值，是一种最轻而易举的封杀，但它不能说明究竟是立法的错误，还是司法的错误。未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以公正为基本理念的高效的折衷模式，这需要学者锐意创新的勇气和决策者敢于试验的魄力。
注释：
①参见《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专题讨论。
葫芦岛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
葫芦岛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84号
《葫芦岛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业经2005年8月31日葫芦岛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孙兆林
二00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葫芦岛市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患病医疗，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坚持以政府救助、医疗单位减免、社会互助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定病种、定医疗费用上限、定定点医院救助的原则，按照政府救助、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多层次、广覆盖、循序渐进和稳步发展。
第三条各级民政部门负责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的管理工作。财政、劳动、卫生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城市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工作。
第四条救助对象必须在指定定点医院进行诊治。定点医院由市民政、财政、劳动和卫生部门主要在医保定点医院中选择确定，原则上每个县（市）区一所；低保对象超过1000人的乡（镇）亦可设定一所定点医院；为方便就医，还可指定一些大企业医院作为协作医院。
第五条定点医院应按照本市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甲乙类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为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超出范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救助对象负担。
第六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实行全员投保，可带病参保，取消交费等待期限，应立即治疗和赔付。
第二章救助范围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救助对象，是指本市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
第八条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的常见病病种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病Ⅱ期、慢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阻塞性肺气肿、系统性红斑狼疮。
第九条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的重大疾病病种包括：恶性肿瘤、尿毒症（含肾移植）、急性心肌梗塞、脑血管病（脑出血、脑梗塞）、病毒性肝炎急性重型、白血病。
第三章 救助标准
第十条城市低保患者持《葫芦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优待证》（以下称《优待证》）在定点医院就医时，定点医院要免收挂号费和诊治费，所有药费在国家定价基础上减收5%，各种辅助检查费在现行收费标准上减收10%。
第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八条规定，救助对象每年可享受最高限额为300元医疗救助；实际发生费用低于300元的给予全额救助。
第十二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九条规定，救助对象年度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按实际医疗费用的80%救助；超过5000元以上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实际医疗费用的80%审核赔付，最高实际赔付金额为5万元。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三条常见慢性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按下列程序办理：
本人持定点医院诊断书到所在社区提出申请；社区当日提出初审意见并经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复核后，报县（市）区民政局，县（市）区民政局要在1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常见慢性病直接审批并发放定额救助卡)后，报市民政局审批。
市医保中心接到市民政局批准意见后，要当日将基本信息录入医疗救助系统软件，并通知定点医院收诊住院。
申请、审批期间，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患者在定点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定点医院依据病历补录进入医疗救助系统。
第五章 转治医疗
第十四条 首诊定点医疗机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转诊、转院：
（一）因技术原因无法诊断的患者；
（二）经会诊本院无力治疗的患者；
（三）需及时转院抢救的患者。
第十五条 转诊、转院实行逐级转诊会诊制度，转诊、转院须在三日内做出。经会诊确认需市内转院的，由主治医师填写“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市内转诊转院意见书”，科主任签署意见，院医保管理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医保管理中心、商业保险备案。转入定点医院凭转诊转院意见书接诊。
第十六条 须向异地转诊转院的必须是本市定点医疗机构不能治疗的疾病。经定点医院专家会诊,由主治医师以上医生填写“异地转诊报告书”并附专家会诊意见，由院医保办公室审核登记，主管院长审查签字，报市医保管理中心、商业保险同意、备案后方可转异地商业保险协作医院。
第十七条 转院异地发生的医疗费由个人垫付。患者出院后持医院出具医疗费明细单、住院疾病诊断书、住院病历、医嘱复印件及有效费用报销单据，到市医保中心申请救助及商业保险赔付。
第六章 救助管理
第十八条 常见慢性病救助对象，由民政部门发放定额救助卡，到定点医院就医、购药。
第十九条 定点医院常见慢性病的医疗、药费支出，每季度结算一次。由各定点医院统计，填报《城市低保对象常见慢性病医疗救助结算申报表》，报县（市）区民政局审核、结算。
第二十条 定点医院登陆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系统软件，核对患者身份无误后，即可纳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进行治疗。
第二十一条 重大疾病救助对象在定点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采取由救助对象个人垫付与定点医院结算的原则。当救助对象在定点医院治疗过程中医疗费用数额较大，现金支付困难时，可向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申请借资。具体借资办法由承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制定。
第二十二条 重大疾病救助对象医疗费用，市医保中心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救助标准审核、救助，涉及商业保险赔付的，向商业保险公司递送赔付通知。
市医保中心每月将救助对象清单及其医疗结算清单报市民政局。
第二十三条 商业保险公司在收到全部赔付资料后，在五个工作日内赔付，每月将赔付结果报市民政局。
第二十四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系统软件由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开发，利用医保中心覆盖全市的数据网络平台,将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软件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网络的子系统，建立低保对象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民政部门与医保中心数据库实行网络连接，并查询医疗救助相关数据。
第二十五条 重大疾病商业保险由市民政局承办，每年统一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签订商业保险协议，每年根据前一年实际运行情况，适当调整投保金额。
第二十六条 医保中心、保险公司每年与定点医院签订医疗服务协议，内容包括医疗服务范围、标准及医疗费用结算等。
第七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实行市、县两级政府分级负责制。重大疾病救助资金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按6：4比例分别承担（含社会捐赠）。筹资标准：重大疾病救助资金按低保对象每人每年20元；重大疾病商业保险投保资金按低保对象每人每年65元；常见慢性病救助资金由县(市)区自行负担,按患者每人每年300元筹集。
第二十八条 建立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筹集到的资金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使用按审批程序和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将资金直接拨入医保中心设立的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账户或在定点医院设立的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账户，当年资金节余转入下年使用。
第二十九条 各县（市）区须将配套的重大疾病救助资金按规定上缴市财政专户，逾期不缴，由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直接扣缴。
第三十条 各县（市）区建立常见慢性病救助基金，筹集到的资金纳入本级财政专户，并参照第二十八条管理使用。
第三十一条 民政、劳动部门必要的工作经费由财政保障。
第八章 监管责任
第三十二条 民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行为管理，严格审批，对不符合条件领取或重复领取及出据假证明骗取医疗救助资金的，要如数追回，并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对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市医保中心负责患重大疾病救助对象医疗救助及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确保网络和软件的稳定运行。
第三十五条 卫生部门负责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监管。定点医院及所属人员在医治诊治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卫生部门依法处理，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 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由市医保中心负责公布及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